美式民主的病态

    【鸣 镝】

    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一直被视作美式民主的“标杆”，然而，这一“标杆”在2020年的大选中几乎被折断。当特朗普的数千名支持者于1月6日“攻陷”国会大厦时，全世界目睹了美式民主的病态与脆弱。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评论道，美国国会大厦的骚乱，“是重重谎言的结果，是分裂和蔑视民主的结果，是仇恨和煽动的结果，而这一切的导因主要来自美国政府高层”。一直以“稳定”“成熟”“良序”自居的美式民主，在2020年大选前后的一系列动乱和分裂中“形象”尽失。2020年美国大选的这些场景，看似是“特朗普现象”导致的偶然事件，实则是美式民主的“痼疾”与“新病”相互交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美式民主的痼疾之一，是美国所谓的民主选举从未真正实现人人拥有平等选举权。《华盛顿邮报》将袭击国会大厦的特朗普支持者描述为“想要破坏这个拥有244年民主历史的一群人”，但作为一个多种族的国家，美国的民主或许只有短短五十余年的历史，只能追溯到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该法案在形式上规定了任何人都不应因种族和肤色而被剥夺投票权。但即便是这样一个在形式上保护少数族裔平等选举权的法案，在21世纪也遭遇了挫折，2013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投票权法案》中确保少数族裔投票权的一些关键部分。

    纸面上对平等选举权的确认只能反映事实的一角，选举过程中对少数族裔选举权的剥夺和压制是美国民主的悠久传统，并成为两党恶性竞争的真实写照。美国国会在1870年通过了宪法第15条修正案，明确给予有色人种投票权。但在南部诸州，非洲裔美国人因受到读写能力测试及投票税等问题的限制，参与投票仍困难重重。白人甚至将剥夺非洲裔美国人的选举权视为良好政府的体现。1898年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大屠杀是白人推翻非洲裔美国人市政权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发动者之一的民主党人沃德尔竟宣称，“美国宪法设想一个由开明的人民组成的政府”，但“立宪者们没有预料到无知的非洲裔人会获得选举权”。

    这一歧视黑人的传统在2020年的大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延续。在2020年大选之前，佐治亚州各县关闭或合并了至少214个投票点，一些县关闭了多达89%的投票点，其中包括拥有大量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点，被清洗的选民竟有30多万人。另据《大西洋报》网站去年6月报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非洲裔美国选民投票等待时间平均比白人选民多45％。拉美裔选民的等待时间比白人多46％。佛罗里达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项研究发现，佛罗里达非洲裔选民和拉美裔选民的邮寄投票被拒绝的可能性是白人选民的两倍。大选结束之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他的盟友在没有提供任何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等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居住的城市提出诉讼，并对当地的选举官施压和恐吓，要求重新计票，试图推翻大选结果。对于美式民主中的这一悠久传统，美国媒体自嘲“一个主要由白人组成的政党坚持认为其他种族对手的胜利是非法的，这不足为奇”。

    美式民主的痼疾之二，是两党恶性竞争与社会撕裂交叠式发酵。政治谎言、仇恨言论、限制公民选举权等手段成为近两届美国大选的真实写照。两党争夺政治权力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政治撕裂。据皮尤研究中心报道，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经济、种族正义、气候变化、执法、国际参与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日益形成鲜明的分歧。2020年的总统选举则进一步将这些根深蒂固的分歧暴露出来。选举前一个月，两党中大约有80%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与另一方的分歧在于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大约90%的选民担心对方的胜利会造成对美国的“持久伤害”。

    尽管民主党人获得了2020年大选的胜利，但“特朗普主义”造成的社会分裂正在成为美国的常态，愤怒和仇恨政治将成为特朗普留给美国民主的遗产。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似乎陷入了一场危险而激烈的权力斗争，而这场斗争的受害者无疑是美国民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全世界目睹了两党的恶性竞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谎言弥漫、相互掣肘、彼此推诿等现象成为美国两党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写照，导致目前超过2300万人感染、38万多人死亡，美国民众的生命安全成为两党恶性竞争的牺牲品。

    深刻的社会撕裂和党派恶性竞争又反噬着美国的民主基础，美国民众对美民主机制产生了极度不信任感。在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大选后，70%的共和党人不认为选举是自由和公平的。国会大厦的暴乱，恰是撕裂的民众对美民主机制极度不信任的表达。

    美式民主的痼疾之三，是滚雪球式的金钱政治持续裹挟着选举民主。美国的选举民主由金钱和资本主导，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令人惊讶的是，金钱对美国民主的裹挟在最近两届大选中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20年的大选总支出则再次创下惊人纪录，达到近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两倍多。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打破了筹款纪录，筹集的资金是前一届的两倍。超级捐赠则使得美国大选沦为富人游戏，在2020年的选举周期中，前10名捐赠者捐赠了超过6.4亿美元。拜登在2020年大选结束时从华尔街人士那里获得逾7400万美元，特朗普则获得1800万美元。

    持续膨胀的金钱涌入，或许恰恰反映了两党的恶性竞争与美国社会的深度撕裂。从两党高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刻意识到金钱对于大选的意义，故近乎疯狂地加入到这场金钱政治的游戏当中，以便在权力的角逐中击败对手。特朗普拒绝接受合法的选举结果，这肯定是反民主的，但合法的选举结果也不一定是民主的，竞选大多数职位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如此之高，民主的价值在这样的选举机制中似已无处安放。

    2020年美国大选的乱象或许也有一些“新病”所致的偶然。美式民主的坚定信奉者们鼓吹，随着特朗普的落选，美国的民主将重归良序。然而，这种看法无疑过于乐观。“特朗普主义”至多是美国社会分裂的发酵剂，美国社会分裂的真正根源恰恰是美国民主中的两党恶性竞争。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两党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且非根本性的分歧，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分化作用尚不明显。随着20世纪70年代“罗诉韦德案”的持续发酵，堕胎问题导致美国社会的大分裂。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争取保守派宗教信徒的支持，放弃了其原先支持堕胎的主张，将反对堕胎作为其竞选主张之一。随后，共和党人小布什、特朗普纷纷效仿。美国两党将堕胎、同性恋等社会领域的问题政治化，作为角逐白宫权力的手段，美国大选也将社会的分裂推向了价值、信仰等深层领域。美式民主在美国播撒的或许不仅仅是所谓的“自由”“人权”与“自治”，还播撒了对立、分裂与仇恨。

    当然，美式民主的痼疾与新病不止于此，2020年的美国大选也难以揭示美式民主的全部症结。国会大厦的暴乱对于美国民主的危机而言，并不会随着事件的平息而画上句号，而有可能是新征兆的开始。不论将来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带来分裂和动乱的民主制度不是好的民主，更不会是普世的民主。

    （作者：刘明，系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