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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15日 星期五

    学会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

    作者: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15日 12版)

        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德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哲学家。曾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旗帜性人物、西方现代承认理论主要代表。代表作:《为承认而斗争》。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任教。

        巴拓识(David Bartosch)。德国跨文化哲学学会会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聘专家。代表作:《“无知的博学”与“良知”——库萨的尼古拉与王阳明哲学研究》。

        薛晓源。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教授。代表作:《飞动之美——中国文化对“动势美”的理解与阐释》。

        1月13日,在日本大阪,人们佩戴口罩出行。新华社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

        薛晓源:尊敬的霍耐特先生和巴拓识先生,非常高兴与你们相聚在“光明国际论坛”这一平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感染病例接近1亿、死亡人数接近200万,仅美国感染病例就超过2000万。如何审视和评判这场来势凶猛、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疫情?

        霍耐特:要想现在就圆满地回答您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毫无疑问,这场大流行病的主要后果之一,就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在全球范围内不仅紧密相连,还存在诸多差异。一方面,我们很快就意识到,由于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我们早已构建起了一个全球共同体,在疫情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大家很快就明白,由于政治状况以及相应的卫生系统不同,各国应对危机的措施大相径庭。或许可以说,这是对全球一体化中存在的差异性的一次初体验。令人惊讶的是,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活动和日常事务的优先排序迅速进行了重新评估。突然间,医疗、护理这些往往被所谓纯粹创造经济价值的行为所掩盖的工作,似乎比工业或服务业更具价值。在德国,人们第一次公开讨论究竟是什么决定一种工作具有“系统重要性”,可惜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时已晚。成千上万的护士和老年护理人员每天都在做着报酬低微、几乎得不到认可的工作,极少受到关注,而至少在当下他们突然短暂地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对于工作和职业秩序的重新评估是否能保留下来,并产生更持久的影响,我们拭目以待。疫情也使人们对友谊和家庭关系的价值进行了集体性的重新思考。

        巴拓识:以霍耐特先生的承认理论的视角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全球化统一体中,但各国历史、人文、政治和经济等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导致全球一体化内部存在多样性。基于这种对全球化的辩证理解,霍耐特先生认为,医疗行业在社会上获得的尊重和认可度明显不如工业或其他服务性行业高。这一批判也是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霍耐特先生的社会哲学主张,实现社会成员的幸福才是最高的善,其中公正分配社会资源和经济利益只是前提条件,法律、道德和社会各方的承认也非常重要。

        薛晓源:霍耐特先生,您是承认理论的集大成者,大多数著作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汉语世界进行当下哲学思考和现实观照的参照。我们可否从承认理论的原点出发进行追问: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今天,我们应该优先承认什么?

        霍耐特:从乐观的角度看,我希望这场流行病能够引发对社会工作承认关系的重新评估,从之前片面赞赏单一的所谓生产性活动,转向更多承认所有关注我们身体健康的医疗行业。如果我把这种乐观的期待进行转移,那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国家之间的承认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着相互不信任和猜忌,这场疫情危机如果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话,也会让各个国家学会把自己看作是全球命运共同体的一员,从而在今后更加强调国家之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但是,目前只有带着充满希望的信心才能让我相信,这种社会和国际承认关系的转变会因疫情而真正发生。

        巴拓识:成为完美的人类和构建持久的世界和平的理想促使我们不断去尝试实现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在21世纪,我们必须彻底去重新思考,如何实现人类的普遍承认。霍耐特先生呼吁各国加强合作而不是竞争,把爱、友谊和相互团结作为人类最高的道德标准以及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幸福社会。这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分吻合。

    2.保护个人生命优先于满足个人自由

        薛晓源: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下,自由与生命对个体、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乃至对世界、对人类,孰轻孰重、谁先谁后?在关乎生命的严峻关头,这是不得不进行深入思考和进行抉择的大事。您对此怎么看?

        霍耐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当前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有一个明确、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也许会让人,特别是那些认为我是一名自由理论者的人感到惊讶:无论自由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中是如何被规定的,我们只有在身体不受伤害的前提下,并且尽可能在个人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础上,才可以行使和享受我们的自由。因此我认为,保护个人生命优先于满足个人自由。当然,这种优先并不意味着国家为了保护人身安全,可以随意限制人的基本自由,任何一种这样的限制都需要公开证明其正当性。原则上,必须要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所有公民说明所采取的措施是为了保护生命,以及为什么需要限制某些法律保障的自由。因此,对保护生命的优先选择,和对限制我们受法律保障的自由的每一项措施进行公开和普遍可理解的解释,它们之间是相关联的。

        薛晓源:您在《不确定性之痛——黑格尔法哲学的再现实化》中说:“比如在友谊和爱中,就具有这种自由。在这里,人并不是片面地囿于自身之中,而是在与他者的关联中乐于限制自身,并在这种作为自我所进行的限制中而知道自己。”我觉得您的思想有两种意蕴: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由与限制的关系,能否请您详细进行解读?

        霍耐特:是的,您说得非常对。这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思想步骤。首先,人们必须认识到,自由总是意味着服从一定的规范,否则我们只会被具有因果效应的冲动或力量所控制——这就是卢梭的伟大见解,康德随后对这一见解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他得出结论:我们只有在服从道德法则或实践理性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限制时,才是真正自由的。然后,黑格尔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认为,这种道德法则就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行动意图而获取所有其他相关者的同意。由此就诞生了这样一种理念:当我们与他人处于相互承认的关系中时,我们是自由的。这就意味着,双方都要共同服从彼此都认为是正确的规范。在此,自由意味着限制自己的意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相互去服从共同确认的正确规范,从而同时对等地承认自己是平等和自由的存在。

        巴拓识:中国哲学家王阳明早已提出了“良知”的思想,正是针对这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共同责任与承认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有人将自由与自私自利混为一谈,在一些国家,有人把不戴口罩等同于“自由”。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戴口罩不仅让自己,也让他人陷入危险境地之中。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个人只有在法律上和道德责任心上承认他人也是平等的主体时,自己才是自由的。如果有人拒绝戴口罩,他就剥夺了他人的生命自由,也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从更大范围来看,如果社会或国家结构因流行病而崩溃,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证任何人的自由了。所以说,通过戴口罩来保护自己和他人不受病毒侵害,我们实际上保护了自己与他人的自由,也保护了我们身处的社会,甚至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当然,正如霍耐特先生所说,在实施与流行病有关的行为限制措施时,应该对公众明示相应的理由。对于新冠病毒带来的严峻问题,不同国家的人都应该进行讨论与反思:如何为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利益而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如何让越来越多的人学会成为负责任的主体。这不仅在消除疫情,在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上也将大有裨益。

    3.团结合作的社会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

        薛晓源:我们还注意到,您区分了自由的三种形式:消极自由、选择自由、交往自由。您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把它们分别称为法定自由、道德自由和社会自由。能否请您阐释为什么这样划分自由的样式?它们的内涵与边界是什么?为什么要对其重新进行形式命名?您的理论构建对深受疫情之痛的人们有怎样的解释力和现实性?

        霍耐特:我想尽可能简单地回答您这个问题。当我把约定俗成的所谓“消极自由”翻译成“法律自由”时,我追随了黑格尔的思想,他认为这种形式的自由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被允许做一切不侵犯法律所规定的所有其他人的自由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被允许做一切法律范围内允许的事情,而不用考虑任何社会性关联,我们完全置身于被设定的“个人”主体中。而“道德自由”对他人的考虑程度已经被提高了,因为它要求我们控制自己的行为,关注这些行为是否符合从孤立思考中得到的原则,也就是为所有人服务,从而促进普遍利益的原则。虽然这已经包括了所有其他主体在实现个人自由过程中的利益和关切,但这些其他主体仍然是完全抽象的实体,还不具备社会现实性,因此对“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而“社会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最高形式,比您所说的“交往自由”更胜一筹,它不是指原则上能与他人结交的自由,而是指在可能的情况下,把我的目标与他人的具体目标定位在一起,使我们只有在合作中才能共同实现这些目标——友谊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还有人们每一次积极的合作。这种形式的自由根本无法在法律上以适当的方式被表述出来,因为它依赖于对体制关系的让步,我们只有在与其他人有互补目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就像友谊一样,就像每一个政治运动或公众的民主决策一样。

        巴拓识:霍耐特先生这是从黑格尔法哲学制定的理论要素出发。在黑格尔看来,个人自由有两种基本形式:自愿承认他人作为与我平等的法律个人的法律地位和自愿承认他人作为与我平等的道德行为主体。如果我根据法律的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戴上口罩,就等于承认了他人对自己健康身体的权利,因为我不能损害对方的身体健康。而即使没有法律要求我这样做,我也在有感染风险的情况下自愿戴上口罩时,我就行使了道德自由。

        霍耐特先生提出的社会自由体现在行动上,即每个人都为了别人的利益而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这种社会自由可以体现在人们在健康问题上与残疾人、老年人的团结,在更广泛意义上也可以体现在所有人相互之间的责任心。我们在友谊与爱中承认他人,通过体验家庭中的爱与关怀学会为他人负责任。由此而产生的人与人的团结,是让整个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因素。黑格尔把社会单方面地曲解为纯粹的竞争性社会。而霍耐特先生对社会自由的思考则更进一步,你把黑格尔希望只局限在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社会品质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空间中。在此不得不提到,这种社会自由的思想与王阳明的理念有共同之处。更进一步说,不仅在一个国家的各个社会层面上,在不同国家政府的合作中,都需要实践这样的社会自由,才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好的人类共同未来的理念。

    4.不要“物化”和遗忘疫情带来的一切苦难

        薛晓源:我们在《物化——承认理论探析》中解读到您的承认理论的深层蕴含:承认先于认识,承认自然、承认未知之自我、承认遗忘。可否用这样的思想认识去认知、分析和探究疫情的起源和蔓延?人们怎样认知疫情才是一个理性的客观态度?

        霍耐特:“物化”这个概念是我参考他人提出的,但做了一点改动。“物化”指的是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当然不是很普遍,但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强烈。它是一种人的行为,是指在别人,甚至在自己身上都无法被感知到的真正人性的东西——这里的人性的东西是指能够感受到痛苦的能力,以及会受到伤害的主观核心,最后把别人和自己都只当作一个“物”来看,当作一个可以被任意操纵、在精神上已经消亡的对象来看待。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物化”行为通常是由于人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得不重复某种行为,从而忘记了他人或自身,以及一切最为敏感的生命的主观核心。因此,我认为“物化”是一种被迫对承认的“遗忘”,而我们对待他人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正常”态度,应该是承认人共同具有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这可以非常贴切地解释某些完全违背正常的人际关系的极端情况,例如纳粹集中营用几乎工业化的手段杀戮完全无辜的儿童。

        巴拓识:也许可以补充一点,对承认的“遗忘”并不总是直接由枯燥、重复的行为造成的,它也可能悄然而至,因为人们没有去直接感受他人正在遭受的痛苦。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在有疫情的国家,还是在其他饱受战争折磨的地方,人永远都不应该只被“物化”,被看成统计数据中冰冷的数字。千百万个人与家庭,他们遭受的苦难绝不能被物化而消失在数字的背后,被人遗忘。那些宣扬群体免疫的国家,他们如此公开地“物化”了那些老弱病残公民,实在是令人震惊。因此,在成功遏制疫情后,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去“物化”和遗忘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的一切苦难。

        薛晓源:在后疫情时代应如何建构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的自信、自尊和自豪的关系?

        霍耐特:在一开始,我已经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目前的危机可能带来的最幸运情况是,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很多承认关系的深刻依赖,而因为专注于奔波忙碌的生活和经济生产,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这些关系。首先,面对身体的痛苦、疾病的威胁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我们意识到,友谊和家庭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可以在不被暴露和贬低的保护中,去表达我们的恐惧,并且希望获得充满爱的支持和安慰。只有在那里,在友情和家庭的私密庇护下,我们才能面对自己生命的脆弱,而不会在孤独中独自面对死亡。如果我们是公民社会的成员,那么我们平等地相互尊重,并为更公平的关系而共同奋斗。这将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希望,使我们能够在当前的危机中通过团结的力量做出一些改变。例如,促使国家更坚定地承诺建立一个尽可能免费、设备齐全的医疗体系。在最好的情况下,这场大流行病还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要依靠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每个人早已潜在地通过无形的承认关系与这个地球上的其他人联合在一起,正如曾经强调过的那样,我们今天都属于这个伟大的“人类大家庭”,因为我们无论地位和等级,都受到同样的全球性灾难的威胁。但是,如果您问我,这个危机现在是否会很快导致意识的转变,我们是否会突然学会看清自己对这些承认关系的依赖,我还并不是十分乐观。

    5.承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薛晓源:霍耐特先生,您提出:“社会承认关系的质量应该构成社会正义构想的立足点。”您还认为,黑格尔的正义理论是与疾病治疗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具有社会批判的功能。在当今国际社会,在这个疾病丛生的时代里,如何从承认理论出发,实现社会正义?

        霍耐特:至今仍然盛行一种看法,认为正义包括尽可能公平、平等地去分配某些“基本商品”。这种想法具有误导性,因为“不公正”通常不是由于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由于对自由的侵犯和对要求公正和要求尊重对待的漠视。如果我们从这种“关联性”的意义上去理解正义,把重点放在主体之间的关系上,那么我们很快就会明白,正义主要是要建立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即每个人,不论是女人还是男人、不论有无宗教信仰、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能自主地塑造自己的生活,在不同的社会领域中得到平等的尊重,并相应地能够平等地参与这些领域的建设,而不受限制或强制。根据社会形势、历史状况和文化条件的不同,将个人从强制、依赖和歧视中解放出来,并让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其生活空间的建设,所需要的措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正义要求的是什么,不能从哲学的制高点来确定。相反,哲学必须使自己成为那些具体遭受不平等待遇和无视的人们的代理者和代言人,通过概念的方式帮助这些人阐明需求,然后通过理论的想象力找到改善措施的关键。

        巴拓识:霍耐特先生谈了自己的正义理论。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些发展中国家还存在贫困问题。毕竟,首先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社会财富,然后才能建立霍耐特先生描述的那种在基于承认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中的公平分配。在此,我必须第三次提及王阳明。他提出了“致良知”的实践指导。在每一次人与人的接触中,我们都必须有意识地练习去尊重和承认他人。从家庭成员之间的尊重和承认,到社会层面的道德自由,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自由,我们必须时刻认识到,在地球家园中,所有人和所有生命体都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承认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彭蓓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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