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里的中国典籍

    意大利罗马，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中国典籍，除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两种丛书外，据该馆编中文典籍目录所列的书目及刊刻时间，共收藏有16世纪末到20世纪初，也就是明中后期到民国时期的中国典籍五百多种，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一、明清通俗文学，其中又以明清白话小说居多。如《金瓶梅》《今古奇观》《儿女英雄传》《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二度梅传》《好逑传》《西汉演义》《花月痕》《红楼梦》《品花宝鉴》《聊斋志异》《说唐》《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乐田演义》《雷峰塔》《龙图公案》等等。戏曲有《西厢记》《琵琶记》《风筝误》《巧团圆》《意中缘》《纳书楹曲谱》《缀白裘新集合编》，还有如《太平广记》等文言小说。

    二、科考相关文献。如《中枢政考》《科场条例》《河南乡试第七房同门录》《后七家试帖选辑注》《湖北乡试题名录》《中州试牍》《近科考卷约选》等。

    三、儒释道思想类文献。如《阿难问事佛吉凶经》《佛说弥勒下生经》《一切经音义》《禅门日诵》《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老子道德经》《儒释道平心论》《感应篇直讲》《关帝圣迹图志全集》等。

    四、西学汉籍著作。如《畸人十篇》《齐家西学》《七克》《筹算》《主制群徵》《中国十进分类法》《西讲孟子》《西方答问》《西儒耳目资》等。

    五、中医类古籍。如《本草医方合编》《本草蒙筌备要》《本草万方针线》等。

    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馆藏应该是不同时期、不同渠道收藏在该馆的。据目前所知，该馆最珍贵的藏品是16世纪中国国家药典《御制本草品汇精要》，目前已经由九州出版社全套复制出版。罗马本原藏于康熙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安乐堂。这一明代抄本由怡亲王府流落民间以后，约在道光末年被意大利传教士罗类思获得带回罗马，书卷中有“安乐堂藏书记”钤印。

    传教士对中医典籍颇为重视。据王宇和潘德利著《中国古籍流散与回归》介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于1579年到达澳门传教，1588年回欧洲述职时，带走了他收集的大量中国古籍，今存于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近30年，是最早涉及中、西医活动的传教士。他同一些传教士选择了中医的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三部分内容向欧洲传播中国的医药知识。在1700—1840年的140年中，西方人根据中国医书翻译出版的书籍共60余种。1840—1949年间，根据传教士收集寄回的中国古籍译述的中医书籍有：《内经》《难经》《脉经》《达生篇》《产育宝庆集》《卫生要旨》《遵生八笺》《医林改错》《寿世编》等几十种。

    19世纪意大利汉学家的捐赠也是馆藏来源之一。汉学家汪瑟士从1877年到1896年去世前，先后把自己收藏的多种文集和全部藏书出售或捐献给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

    目前，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的这些中文典籍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没有人进行过整理，更没有将这些馆藏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个案进行整体研究。尽管这些中国古籍主要是明清时期出版的儒家典籍、史书、小说、通俗类书籍和字典等，与大量流散在域外的珍本古籍和珍品文物比较起来价值并不算很高，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仍具有不容小觑的意义和价值。

    一方面，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中国典籍，时间跨度在明清两代，又以清代典籍为多，探讨这些中国典籍在域外传播的过程，可以考察中国文化在域外的接受和影响。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小说，曾经被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编入汉语读本。如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所编五卷本《中国文化教程》，在第一卷便节选编入了《今古奇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等小说。此外，意大利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译介，有的是以法文译本或德文译本为底本，有的是以域外藏中国汉籍为译介底本。19世纪，法国汉学家儒莲非常重视中国通俗文学，他曾翻译《赵氏孤儿》《西厢记》《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有两位意大利汉学家师从儒莲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其中阿尔冯索·安得罗齐将《水浒传》译成拉丁文出版。另一位汉学家安泰尔莫·塞韦里尼的学生卡洛·普意尼1872年发表了根据《龙图公案》改编的7个短篇故事，题目为《中国小说——龙图公案》。1900年，艾博·科尔邦辛将《聊斋志异》中的26个故事翻译成意大利文在罗马出版。目前关于意大利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整体面貌并不是非常清晰，而对于域外汉籍的整理，有助于了解这些汉学家译介中国古代文学的底本和方法。

    另一方面，通过整理、介绍和研究这些古籍，可以促进意大利汉学的发展。意大利汉学家兰乔蒂说：“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在欧洲是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欧洲汉学研究滥觞于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可谓欧洲游记汉学时期的一个符号。16—17世纪，以传教士为主体的意大利汉学，对欧洲近代文明的诞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意大利汉学研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进入低谷，欧洲汉学中心转移到法国。兰乔蒂在《意大利汉学：从1945年至今》一文介绍了20世纪中叶至今意大利高校科研机构专业汉学的发展情况。1959年，白佐良出版了《中国文学史》，兰乔蒂则推进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他在《中国文学》一书中对唐传奇、宋元话本等古代小说作品做了详细介绍。除此之外，意大利汉学家们也做了大量的中国文化译介工作。

    总而言之，有关方面若能对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意大利藏中国典籍进行整理，可以使其受到意大利汉学家们的重视，成为他们在本土研究中国文化可资利用的资源，对于复兴意大利的汉学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刘海燕，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