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与“中和”理念的考古学阐释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考古学界聚焦一些重大历史课题，如开展“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讨论、相继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在此基础上，近年来，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对“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展开了探索与研究。

    从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来看，“中”与“中和”理念应为中华历史文化基因的核心，本文拟对此作以考古学阐释。

    长期以来，在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对“中”“中和”的研究大多突出“和”而弱化“中”，更有甚者把“中”与“中和”解释为“中庸”。事实上，考古发现显示，“中”与“中和”理念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其产生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国家认同”密切相关，应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中”“中和”的实质是“国家”的“政治认同”。“中”与“中和”理念的形成轨迹是由“中”发展为“中和”，“中和”就是“多元”之“和”于“一体”，“一体”就是“中”，“中”是“核心”，“中”与“中和”是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文化基因，是国家认同的核心思想。

从“求中”建都到“宅兹中国”：“中”的萌发与延续

    中国先民对“中”的信仰与追求，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6400年的墓葬，墓主人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图像，足下有一个象征“北斗”的蚌塑三角形图案，图案东部与两根东西向的人胫骨相连。有学者指出，这即古人测量“求中”方位的“槷表”或“圭表”。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相继发现的两座墓葬（M2200与ⅡM22），均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槷表”遗物。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襄汾陶寺城址是一处古代都城遗址，即可能是历史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因此陶寺城址发现“测中”的“槷表”等遗物，应与“求中”之“建都”密切相关。上述二墓考古发现“槷表”说明，中华文化关于“中”的理念早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已经出现。

    就目前而言，有关“求中”最早的出土文献是战国时代的清华简《保训》，其中提及“五帝时代”的虞舜“求中”于“鬲茅”，在今河南濮阳与山东菏泽一带。《保训》又载，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追中”（即“求中”）于“河”。“河”即“河洛”，即现在所说的“大嵩山”地区（包括现在的郑州市、洛阳市）。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围发现了可能为夏代都城的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与偃师二里头遗址。

    继夏之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分布在“大嵩山”地区。安阳殷墟是商代中晚期都城遗址。考古发现了地处安阳殷墟北部的商代中期“洹北商城”与商代晚期的洹河南部“殷墟”。如果说商代中晚期都城从“大嵩山”地区“求中”而“回归”于“河济地区”，那么周武王灭商后，新王朝的都城又从“河济地区”返回“大嵩山”地区。1963年，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国）”则是“中国”于“天下之中”的物证。

    自秦汉至唐宋，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基本在“大中原”的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继承、发展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因此当时统治者认为定都于燕京是“以应天之地之中”的政治举措，这开启了中古时代后期元朝与明、清两朝定都北京之先河。故金朝在燕京的都城名为“中都”，此名又为其后“大元”王朝开启者忽必烈所延续，至元四年（1267年）他“命秉忠（刘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至元八年改国号“大元”，都城“中都”才更名为“大都”。

从择中建宫到“一门三道”，再至“一门五道”：“中”的“扩展”“强化”与“深化”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研究揭示，“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都城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政治性建筑的“中门道”体现出“中”理念之“强化”与“深化”。

    1.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择中建殿”

    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起来的。夏代晚期的偃师二里头都邑遗址位于“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地区，可谓“择中建都”，而二里头都邑之中心区又是其“宫城”地区，这应该是“择中建宫”的佐证。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战国时代的魏国都城安邑城之宫城等基本都在其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东汉洛阳城、魏晋与北朝洛阳城与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之地。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无疑是突出宫城的“中”之核心政治地位。这是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核心地位之体现。

    在宫城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这也是国家从以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为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一元政治”的物证。通过“大朝正殿”于宫城居中之空间安排，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考古发现的这类大朝正殿居于宫城中央或东西居中的有：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前殿”、北魏洛阳城宫城之“太极殿”、唐长安城宫城之太极殿与大明宫之含元殿、隋唐洛阳城宫城之乾元殿、北宋东京城宫城之大庆殿、元大都宫城之大明殿、明清北京城宫城的奉天殿与太和殿等。

    2.都城城门、宫门从“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周时代的都城及其宫城城门一般为“单门道”，如偃师商城、东周秦雍城、临淄齐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中山国灵寿城、阎良秦汉栎阳城等，均为“单门道”。

    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来看，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十二城门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从汉长安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

    目前考古发现宫城正门“一门三道”最早的是北魏洛阳城宫门——“阊阖门”遗址，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故宫午门。

    进入中古时期至明清北京城，部分朝代的都城与皇城、宫城之正门出现了“一门五道”的形制，如唐长安城外郭城“明德门”、大明宫“丹凤门”、北宋东京城皇城宣德门、金中都宫城应天门、元大都宫城崇天门、明清北京城皇城“天安门”。

    关于城门“一门三道”各个门道的使用或功能，古代有的学者认为“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车从中央”之说与考古发现是不一致的。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考古发现，城门两边的门道保存有清晰的车辙遗迹，是行人通行的门道，但是中门道则为“草泥”地面，没有发现车辙遗迹。因为“中道”实际上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象征性使用的“驰道”“御道”。都城与宫城城门、宫门的“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的“中门道”，是至高无上地位的“国家”象征符号。

    都城城门、宫门由“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不只是门道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通过“奇数”的由少到多，“奇数”的“中位”更为“突出”，而“中”则更为凸显。这犹如上古时代礼制之从三、五、七、九之不同等级的“用鼎制度”。

“左祖右社”与都城“中轴线”的形成

    《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被认为是自周代开始中国古代都城主体布局的“金科玉律”。然而考古发现，按照“左祖右社”规制营建的都城，以西汉晚期的汉长安城（遗址）为最早，目前尚无中国古代都城“左祖右社”始于周代的确切证据。先秦时期，都城宫城之内“右宫左庙”并列，如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东周时期的秦雍城遗址等均属此类情况。进入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时代以后，“宫庙”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只有宫殿（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而“宗庙”则安排在宫城甚或都城之外的情况。如文献记载的秦咸阳城，其“宫庙”安排在城外的“渭南”或故都“雍城”；考古发现，西汉大朝正殿——“前殿”在未央宫中央，宗庙则不在未央宫，文献记载西汉早期的汉高祖高庙、汉惠帝庙均在未央宫之外，而汉文帝的顾成庙则被安置在都城之外。西汉晚期宗庙与“社稷”遗址，在汉长安城之南，北对未央宫前殿，形成目前所见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规制。这一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所继承。上述诸都城的大朝正殿均在宫城中央，宗庙与社稷均安排在宫城之外，形成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从而进一步突出了以“大朝正殿”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国家的“缩影”——都城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彰显、固化并世代传承。

都城规制的“中和”理念与国家认同

    从目前考古发现资料来看，汉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形成四面营建城门、宫门规制的最早都城。都城与宫城的“四门”，象征国家的东西南北“四方”。“四门”相对都城之内的宫城及大朝正殿的“居中”而言，形成二者的“中和”，这种“空间”的“中和”理念，既体现了“中”对“四方”的“公允”“公正”“不偏不倚”，又强化了“四方”对“中”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中和”理念是以“中”为核心的“国家认同”的深化。上述都城规制两千多年来基本延续不变，体现了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维系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绵延不绝。

    如果说“四门”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么都城、宫城、大朝正殿则是“一体”。它们是国家之“中”的集中体现，使“四方”的“多元”“和”于国家的“一体”，“多元”归宿于“一体”成为中华文化基因、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信念，构成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核心文化。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研究揭示出的“中”之理念，也见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早期文献记载。如《荀子·大略》：“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吕氏春秋·审分览·慎势》：“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中”与“和”密切相关，二者并称合用，最早出现在《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司马光认为，“中和者，大则天地、中则帝王、细则昆虫草木，皆不可须臾离者也”。

    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和”理念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这一历史。鲜卑民族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最终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与“中和”理念更为深化，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轴线”，弘扬了先秦、汉魏都城的宫门门阙形制。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布局形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北方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依次建立的金朝、元朝、清朝，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与“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

    （作者：刘庆柱，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的整理、缀合与再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