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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由山西中医药大学刘洋教授等人重新整理编辑的《审查征集验方》6册正式再版，共收录了民国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征集的秘验良方6000余首。山西籍国医大师王世民、首届全国名中医王晞星欣然为该书作序，称其“寄托了吾辈对传承中医药的恳切初衷，承载了济世救民的殷殷期望”。
初版《审查征集验方》历经波折
2017年，在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历史后，刘洋等人整理撰写了相关的学术论文《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审查征集验方〉》。事实上，刘洋从2015年开始，便一直为这套书的再版面世而奔波。
刘洋说，自己与《审查征集验方》的缘分始于偶然在山西医科大学医史资料室发现的一本相关资料。正是这偶然翻开的一页，使得刘洋一步步关注并走进那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也萌生了将这本书再现于世的想法。
20世纪20年代，在整个中国还处于“西学东渐”“废止中医”的风潮之中时，山西成立了中医改进研究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民间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验方、秘方收集工作，并出版了以“贱、便、验”为特色的近代首部官版验方汇编《审查征集验方》。刘洋说：“《审查征集验方》6册收录验方近1万首，其中不乏祖传秘方，以及名家效验良方，内容丰富，价值巨大，开近代官方征集和整理验方之先河。”
然而在完整出版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医改进研究会被迫解散，其推广刊行工作也就此搁置，所存书稿也因此遗落各处。
“传统中医有禁方之传授，重其道不轻以示人。后世沿其义而失其真，乃有秘方之名目。秘之又秘，遂终失传。”说起编撰《审查征集验方》时的民间献方，刘洋感叹，当时也没有使用行政强制手段，而是采取教育和奖励相结合的办法。对于“历代秘传、闻名一方”的验方，奖励从优考虑。对不愿接受现金报酬的献方者，待书籍出版时，“将该稿人姓名特别标于该方之下以示优异”。同时，还要求征集人员必须事先“告以奖格、名誉、现金由投稿者自择。”
正是这样的征集方法，使得前来献方的人络绎不绝，近代中医名家张锡纯、周小农、沈仲圭、陈莲峰、傅仙坊等都曾为此献方。
药方收录以“贱、便、验”为标准
“民国时出版的《审查征集验方》颇受欢迎。”刘洋告诉记者。原因之一，是当时审查委员会将“贱、便、验”这个既简单、又苛刻的条件视为准则，在验方的收录过程中一以贯之。中医改进研究会认为，《验方》的使用范围：一是供家庭自疗之用；二是为仓促无医、亦无力延医者，检方自疗之备。“贱”则价值甚廉，一般人易于购买；“便”则普通应用之物，俯拾即得；“验”则为实用、实际之效。
比如其中收录的“八一一戒烟方”。自鸦片传入中国以来，毒品问题就一直是困扰近代社会的毒瘤。浙江吴兴中医凌永言，由于曾参与山东河防委员会委托的为河工戒烟工作，颇有临症经验，1923年，凌永言将祖传的“赤霆子定天罡戒烟膏”秘方献出，其中包含“吉林人参、云茯苓、真川贝、潞安党参”等36味名贵中药，“河南省政界服此戒除者约有千余人”。对于经济困难、承受不起“天罡戒烟膏”高昂药费的普通患者，凌永言又给出一个简单的“八一一戒烟方”，仅用“白米、食盐、烟灰”三样炮制，有替代治疗的作用，声明“此方戒绝者月万人以上”。对于十分贫困、连“八一一戒烟方”也无力承担者，他还列出了“简易戒烟方”，只使用“老生姜、赤砂糖”两味中药，但效果差强人意。“在《审查征集验方》编撰时，只收录了‘八一一戒烟方’，其余二者因为不符合‘贱、便、验’的标准而没被收录。”刘洋说。
再有就是“衷中参西”的审查态度，在阐述疾病机理时直接借鉴了西医的表述。例如对“破伤风”的解释为：本病系一种杆状菌，由伤处侵入人体，渐次发育，产生毒素。入血液、经循环、侵神经，以致兴奋增高、痉挛抽搐，相继而起。治宜愈早愈好。“参证西医的方法，一方面体现了审查者对西医兼容并蓄的开放心态，另一方面也利于审查者站在更广阔的视角，剖析验方的科学性。”刘洋评价。
由于《验方》的使用对象主要是无医学常识者，安全可靠是审查阶段把握的重要原则。研究会特别注重药物的适应证、禁忌证与副作用的考量和注释。要求书中所列方药“虽不中病，绝不致延误”，并注明“副作用”和“禁忌”。
合理的征集办法、“贱、便、验”的收录标准、“衷中参西”的审查态度和客观严谨的检阅方法确保了征集审定的《审查征集验方》6集顺利出版。当时出版的《验方》为竖排32开石印本，每集500～600页。《验方》出版后，一时间“购阅之人，极形踊跃”，很快就销售一空。《验方》的出版，引领了近代整理民间验方的风潮。
尘封83年的秘验良方再现于世
正是由于药方数量庞杂，种类繁多，也为书的再版造成了许多困难。出书的过程极为艰辛曲折，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原书，特别是《审查征集验方》的第6集，好不容易在山西省内找到了一本，但书的前14页却丢了，四处打问也弄不清前14页的内容。最后还是在日本发现并找回来的。
“当时印刷质量不好，用的都是石印纸，特别易碎，而且好多字迹脱落。为此，我们一群人便建立了一个微信群，与出版社的编辑一起，按照上下文的意思一个字一个字去猜。”刘洋说，这是当时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该书中涉及的方言词汇。“多数验方来自民间，其中有不少是口语表述，而中医改进研究会不少专家都是南方人，他们当时也没明白部分专业词语的意思。”刘洋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说，在整理出版过程中，这也成了自己的一大优势——更了解那些民间验方中一些方言的说法和意思。
面对繁体、竖排、无句读、庞杂的中医药方，刘洋等人经过了艰辛漫长的翻译、断句、整理、校对工作，几易其稿，反复推敲，最终让尘封83年的秘验良方再现于世。这不得不说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件幸事。
2020年11月，167万字的《审查征集验方》正式再版。“在整理过程中，为方便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全部验方的分科、格式进行统一，对不合语义的字句进行了增删。原书第一、二册中，在每种疾病分科前面，按照病机、病理进行了相关论述，与后面四册体例有别，且部分表述限于时代，不免偏颇，故将这些论述摘出，作为附录出版。”刘洋在再版时写下如此自序。
“我现在正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民间验方进行挖掘，目前已经发现了部分有价值的医理，而且遴选了其中药食同源的组方，初步完成了两个‘药茶’配方研究，希望能为‘山西药茶’助力。”刘洋表示，他们已于2019年开发成功“近代山西民间验方数据库软件”，目前他正在把整理再版的民间验方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希望利用现代化技术为其赋能，让这些验方发挥更大的社会价值，惠及更多民众、造福民生。
（本报记者 李建斌 本报通讯员 伏沼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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