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毛晋编《六十种曲》,主要收明代传奇,间有南戏、杂剧。于崇祯年间分六套刊行,三年内陆续出齐。每套第一种扉页题“绣刻演剧十本”,后以《六十种曲》之名合刊重印。今存首套弁语和二至五套题辞,即通常所说的序言,尚未发现有第六套题辞。
海内《六十种曲》收藏最富者莫过于吴晓铃,先生身后将所藏赠予首都图书馆,包括《六十种曲》零刻38种,题签为“常熟毛氏汲古阁”,均为明末刻本。第四套第一种《绣襦记》前有题辞,第五套第一种《锦笺记》前则没有题辞。除吴氏捐赠之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北京市政府及马彦祥所赠两批明末《六十种曲》零刻,共17种。马彦祥赠《春芜记》,为第三套之首,是成套书中逸出的散本,单册。马彦祥赠《锦笺记》,系据明继志斋本影印,一夹四册,瓦灰色书衣,抬头是“六十种曲之一”,落款为“汲古阁藏版”,似单独出版物。这两种剧本前也都没有序言。从首图所藏55种明末零刻可见,《六十种曲》出齐后,曾有剧目借《六十种曲》之名单独出版。成套印行时,某套首剧前无序言的情况并非孤例,且不是因为破损、遗失,这说明《六十种曲》在明末不止一个版本,序言的位置也不一定在各套首剧之前。
过去人们认为《六十种曲》首次合刊是在明末清初,有学者提出最早的合刊本应为清初重印本。首都图书馆藏吴晓铃捐赠的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阁《六十种曲》汇刻本,证明明末已有合刊,这一点研究者未曾注意,吴先生本人也没明确提到过。
吴晓铃藏《六十种曲》汇刻本扉页正中为“六十种曲”四个大字,右侧抬头写“本衙藏版”,左侧落款是“汲古阁订”,首套目录页标“实获斋藏板”,接着是连排的五套序言,序言后为《琵琶记》剧本。对比吴晓铃藏《绣襦记》零刻前的序言,此书《题演剧四套》行款、书口“四套序”字样及页码,与之完全相同,应为原始面貌。汇刻本前四篇序言是写刻体,第五篇是刊刻体。民国藏书家姚华断定首套弁语为毛晋手书,后人公认四篇写刻序言笔迹均出自毛晋。
明末汇刻本之后,清代还有此书的翻刻本、重修本。首都图书馆藏清翻刻汲古阁本《六十种曲》,存五十九种,缺《北西厢》二卷,据封面三多斋朱印,可知为乾隆年间刊刻。该书分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集,似每两集对应明刊本的一套,六十种剧目和明刊本相同,但子丑、午未、戌亥诸集与明刊本一、四、六套在选目、排序上差异很大。子集第一种为《双珠记》,《琵琶记》则置于丑集末尾。翻刻本仅有《演剧首套弁语》,行款同明刊本。其舍弃其他四篇序言的原因,可能是体例和编次变化导致原序言不再适用。首套弁语中提到的《八义记》《三元记》,不在子丑二集,而在未集、午集。翻刻本后移了五种忠孝节义剧目,使之在十二集的中、后部也有分布,调整后,首套弁语作为全书总序似乎有了依据。首都图书馆藏清道光乙巳年(1845)重修本《六十种曲》,即大家常说的补刻本,编次和乾隆本相同,整体质量低劣,首套弁语非原版重印,而是仿写的,行款有变,字形粗陋。马衍著《〈六十种曲〉研究》(2018)一书介绍了国家图书馆藏清初重印本、道光补刻本,与首都图书馆藏清刊本的情况可互相印证。上海图书馆藏《六十种曲》,虽题“明汲古阁刊本”,实与道光重修本为同一底本,并非真正的明本。要之,吴晓铃藏明末汇刻本体现初印本面貌,质量精良,五套序言齐全,是现存善本。清刊本是对明版的修补和重编,错漏不少,首套弁语也曾重刻,和原貌距离较远。
《六十种曲》排印本的序言收录情况和善本发现的过程有关。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六十种曲》,由胡墨林断句,叶圣陶、徐调孚校订,《排印缘起》交代,此书以“道光补刻本”为底本,“访求了许多部的《六十种曲》拿来互相核对,把脱漏处补足,把错误处订正,遇到疑惑难决的时候,就通信请教藏有零种初印本的收藏家”。编者把《演剧首套弁语》略为《弁语》,作全书总序,取弁语落款“阅世道人”为全书作者,这种处理是以道光本为据,也是限于当时文献条件下的认识,其实五篇序言的作者都是毛晋。
吴晓铃从《排印缘起》获悉《六十种曲》版本递嬗脉络后,发愿搜求汲古阁初印本零刻。1948年9月,写成《现存〈六十种曲〉初印本小记》一文,刊于北平《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第70期和第71期,文中公布了他发现并整理的首套、三套、四套、五套序言。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用开明书店本纸型重印《六十种曲》,吴晓铃负责校点。这时他掌握的明刊本已较为完备,第二套序言也找到了,唯缺首套第一种《琵琶记》封面,出版时是请画家摹写的。此版《六十种曲》将序言影印插入各套前面,基本恢复了初印本面貌,“演剧首套弁语”题名下方有“[~符号~]春馆藏书印”一枚,不知主人身份,底本具体来源待考。1958年和1982年中华书局排印本都是文学古籍刊行社本的再版,没有经过任何修订。
近年来出版的《六十种曲》整理本及专题资料汇编,多存在序言收录与版本不符的问题。如《六十种曲评注》(2001),以山西省图书馆藏清代重印本为底本,又希望更接近初印本原貌,编排上和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的体现明代初印本面貌的《六十种曲》排印本相同,以《琵琶记》为首。该书《出版说明》说不收原书弁语,事实上五篇序言全部影印收入,放在相应剧目之前。这样处理,会让读者误以为清刊本和明刊本没什么不同。再如《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2006),五篇序言出处都作“清道光间重修本《六十种曲》×套卷首”,事实上道光本只有首套弁语,并无二至五套题辞。序言收录情况,是区分《六十种曲》明清版本的重要标志。序言处理失误,反映出学界对《六十种曲》版本认识的模糊。
有的编著存在误解首套弁语、随意改动序言题名及作者的现象。明刊《六十种曲》序言题明原作:《演剧首套弁语》《题演剧二套》《题演剧三套》《题演剧四套》《题演剧五套》。开明书店本《六十种曲》以首套弁语为全书总序,影响很大。吴晓铃辨明首套弁语原非明代初印本总序后,把首套弁语当作全书总序的情况仍然存在。《汲古阁书跋》(1958)只收首套弁语,抹去原名,题《六十种曲》,显然是以之为总序。《中国文论大辞典》(1990)将《演剧首套弁语》改为《演戏首套弁语》,将《题演剧二套》的署名“得闲主人”改作“无名氏”。《历代曲话汇编》在二至五套题辞标题后添加“弁言”二字,如“题演剧五套弁言”。改动最大的是《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1989),序言落款署名都被移至题名中,如“阅世道人首套弁语”。原题中“演剧”一词被拿掉,多出“弁言”,如“得闲主人题二套弁言”,已经改得看不出本来面目了。弁言、题辞虽然相类,但文体有别。《六十种曲》首套序言叫“弁语”,内容倡导风教,有统领全书之意,其他四套序言叫“题辞”,点出各套主旨,高下有别,不宜擅改。
(作者:杨秋红,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