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不朽”与“以文报德”

    《左传》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其中尤以“立言不朽”对后世影响为大，并有一些衍生意义，涉及“立言”的目的、传播、功效等，以下作一点探讨。

“立言”令他者“不朽”

    “立言不朽”的本义，是称“立言”者“言立”，以其“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而“不朽”；但“立言”也令他人“不朽”。如《春秋》“惩恶而劝善”，“恶”“善”二者皆以其“立言”而名声永存“不朽”，此即《晋书·桓温传》所称：“既不能流芳百世，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墨子·天志中》载，为什么要把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的“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之事“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目的是“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为什么要把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之事“书其事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槃盂，传遗后世子孙”？目的是“将以识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者也”。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从史官建置的角度谈道：“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见图1），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文字记载的“立言”才能“其事如在，皎同星汉”，令其“不朽”。

    春秋之时，最怕“恶”被书写下来，恶名永存；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惧。《左传》载齐国君被杀，“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大史记载崔杼恶行令其“不朽”。后世更多从正面讲“书于竹帛”，所谓青史留名。《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景帝诏：“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曹植《求自试表》称，“每览史籍，观古忠臣义士”，对“功名著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者无限崇尚。

    《三国志·蜀书·秦宓传》载，王商为严君平、李弘（字仲元）立祠，秦宓曰：“甫知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观严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岳不移，使扬子不叹，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沦，其无虎豹之文故也，可谓攀龙附凤者矣。”意思是说，严君平自己著有文章，故“立言不朽”；而李仲元的事迹，全靠扬雄《法言·渊骞》的称述，所谓“不屈其意，不累其身”等，是扬雄的“立言”令李仲元“不朽”。

“立碑颂德”与“以文报德”

    “立言”既能令他者“不朽”，后世的许多文学活动也就此展开。如“立碑颂德”活动，蔡伯喈《郭有道碑文》称：“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怀哀悼，靡所置念。乃相与惟先生之德，以谋不朽之事。佥以为先民既没，而德音犹存者，亦赖之于见述也。今其如何，而缺斯礼！”称郭有道的“德音”要依赖于“见述”，于是就“树碑表墓，昭铭景行”，“俾芳烈奋于百世，令问显于无穷”。

    后代多为亲人立碑，亦是期望以此而“不朽”。《后汉书·崔骃列传》载：“初，（崔）寔父卒，剽卖田宅，起冢茔，立碑颂。葬讫，资产竭尽。”崔寔期望通过“立碑颂”使其父“不朽”。《后汉书·郭有道传》载，蔡邕为郭有道作碑文，他对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作碑文以求“不朽”，就是要尽量说好话。《南齐书·萧嶷传》载，萧嶷去世，众人议及立碑之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约及太子詹事孔稚圭为文”，孔稚圭为当时知名文人，他所撰碑文的水平，当然与碑主能否“不朽”有关。于是，立碑以求“不朽”成为自觉行为，唐代韩愈《河南少尹李公墓志铭》把这个意思说得十分明确，其称河南少尹李公之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状，以币走京师，乞铭于博士韩愈”。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墓碑》称：“大抵碑铭所以论列德善功烈，虽铭之义称美弗称恶，以尽其孝子慈孙之心。”孝道文化之下，为家人、为先人“立碑颂德”风气太盛，于是导致“谀墓”盛行，乃至“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

    自汉代以来，最常见的是民间百姓为贤德之人“立碑颂德”，官员有惠政而吏民撰文立碑以歌颂恩德令其“不朽”。《后汉书·循吏列传》载，童翊，字汉文，“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晋书·傅咸传》载，（傅祗）为荥阳太守，“乃造沈莱堰，至今兖、豫无水患，百姓为立碑颂焉”。《魏书·高允传》：“河内常景追思（高）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隋书·樊叔略传》载，樊叔略为汴州刺史，“在州数年，甚有声誉。邺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樊）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政为当时第一”。“百姓为之语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征拜司农卿，吏人莫不流涕，相与立碑颂其德政。”“立碑颂德”虽有虚夸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百姓对惠政的渴望。“立碑颂德”的撰文“立言”，往往是吏民请当代知名文人所为，如《北齐书·袁聿修传》载，袁聿修任信州刺史，“为政清靖，不言而治”，“还京后，州民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为立碑，敛缣布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纪功德”。“纪功德”是当前的事，“立碑”用存令其“不朽”则更为重要。

    又有“以文报德”的提出，以撰文“立言”报答他人恩德。《魏书·常景传》载：“初，平齐之后，光禄大夫高聪徙于北京，中书监高允为之娉妻，给其资宅。聪后为允立碑，每云：‘吾以此文报德，足矣。’”司徒崔光云：“高光禄平日每矜其文，自许报（高）允之德。”前述的为亲人立碑，为贤德之人立碑，亦是“以文报德”。

    但“以文报德”或走入邪路。《北齐书·魏收传》载，魏收“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阳休之助”，他对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阳休之父阳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而魏收为其作传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是不顾事实的虚妄书写。魏收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认为自己作史书，就可以随己好恶、任意褒贬，妄作书写，他收取乱国之贼尔朱荣之子的贿金，便论尔朱荣云：“若修德义之风”，则如大彭、豕韦、伊尹、霍光，“夫何足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称：“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魏收心术不正故史德缺失，其“以文报德”是有问题的。故古称“立言”的本义，重在“言立”，“言立”的重要标志就看是否“修辞立其诚”，是否实事求是。

“缀缉遗文”与“立言不朽”

    既然是“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而“不朽”，故“立言”能否保存下来并传播，重要性极大。古时多有保存与编纂家人、父祖“立言”的事例，以求其“不朽”；这也是“以文报德”，以保存与编纂文集报答父祖恩德，以父祖“立言”为其“不朽”。魏明帝在太和四年（230）下诏，将其父魏文帝的《典论》刻碑立于宗庙门外，一方面当然是国家的文化建设大事，但亦有传播父亲的著作以求“不朽”的愿望，而之所以是石刻，即墨子所说“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之义。再看南北朝时的事例。《南齐书·袁彖传》载：“（袁）（见图2）在雍州起事见诛，宋明帝投（见图2）尸江中，不听敛葬。”袁觊之子袁彖“与旧奴一人，微服潜行求尸，四十余日乃得，密瘗石头后岗，身自负土。怀其文集，未尝离身”，他视文集是其父最可宝贵之物，保存其父的文集就是期望其父“立言不朽”。《陈书·陆从典传》载，陆从典最为从父陆瑜所赏爱，“及瑜将终，家中坟籍皆付从典，从典乃集（陆）瑜文为十卷，仍制集序，其文甚工”，陆从典编纂陆瑜文集并作序，就是保存“立言”以为其“不朽”。也有无法保存“立言”的情况，如《北史·卢观传》载，卢观、卢仲宣，“兄弟俱以文章显，论者美之。位太尉属。魏孝庄帝初，遇害河阴。及兄观并无子，文集莫为撰次，罕有存者”。因卢氏兄弟没有儿子，故文集没有撰次，文章散逸，故无“立言”可说。《颜氏家训·文章》载，颜之推之父颜协，“有诗赋铭诔书表启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草土，并未得编次，便遭火荡尽，竟不传于世，衔酷茹恨，彻于心髓”，颜之推未能为其父编次文集而“立言不朽”，是他永久的痛。

    南朝任昉《王文宪集序》称：“（任）昉尝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缀缉遗文，永贻世范。为如干秩，如干卷。”也是说以“缀缉遗文”保存他人“立言”来“报德”；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永贻世范”而“立言不朽”。

    综上，对“立言”者来说，“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而“不朽”，这是“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对为他人“立言”而令其“不朽”来说，这是“立言不朽”的社会价值；对“立言”而“立碑颂德”“以文报德”来说，这是“立言不朽”的人文功效；对保存“立言”以令作品永存来说，这是“立言不朽”的传播意义。

    （作者：胡大雷，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