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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随笔】
“社会情绪”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将其纳入社会治理的范畴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本身具有突发性和易导致群体恐慌的特质，加之当前某些网络媒体平台吸引眼球的趋利化导向，以特定大数据算法介入传播过程，使得“马太效应”、“过滤气泡效应”等相继出现，进一步放大了社会情绪的流变性、非理性，进而威胁社会安全与稳定。而大数据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社会情绪治理上有着天然的便利，通过在海量网络数据中提取用户的意见，并构建模型进行数据处理，能最大程度对公众态度进行分析研判，把控其情绪强度及倾向，预测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风险，从而采取相应的沟通和应对措施，这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维度和重要手段。
运用大数据技术全面感知民众情绪精准施策
随着互联网的高度普及，“现实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网络人”，社会情绪也以网络舆情方式得以体现。这将为公众情绪动态进行数据化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得应用大数据技术全面感知民众情绪成为可能。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人们较往常更高频地通过网络获取信息进行沟通与发表意见，以云计算平台作为支撑，通过人工智能对这些具有态度倾向性的基础数据进行采集，再运用语义分析技术和大数据算法，挖掘整理反映民众思想态度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趋势的有效研判信息，可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相关部门针对性地开展社会情绪治理各种精准策略提供有力支撑。还可借助个人偏好画像，实现信息推送的“私人定制”。而用沉浸式技术展示重要通报和事件阐述，不但新颖且直观易懂，有利于事实的快速传播。同时，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期间，对如群众“居家隔离”的相关信息进行传播路径、情绪演化、群体画像等多维度的大数据分析，既可以微观到隔离期的民众关注重点、各类矛盾焦点、具体生活难点等民众情绪动态，又可挖掘防控过程中积极向上的感人事迹，在宏观层面提振民众信心。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民众心理帮教智能化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社会各类人员都普遍面临巨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慌，相较往常有着更为强烈的心理服务需求，因而这期间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重大课题。数据是心理服务的“血液”，利用网络爬虫和特定情感词典，收集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各种信息动态，可实现对疫区以及非疫区群众的心理状况的动态掌握及追踪，归纳出具有代表性的心理问题类型，并针对性的制定社会心理调适的介入方案。此外还可以针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爆发性增加的大量有心理辅导需求的个体求助者，积极应用智能心理辅导机器人进行基础性辅导，如基于认知行为治疗（CBT）框架设计的Woebot、智能机器人索菲亚等，不仅可以通过文字识别咨询对象的语言含义和情绪表达，其“大脑”中的计算机算法还能够识别参与者的面部表情，实时捕捉参与者情绪表达信号，还可以通过传感器调动自身脸部“肌肉”，展现出惊讶、恐惧、高兴等面部表情，并将“表情”配合自己的语言进行展示，实现与心理求助者的自动对话，该智能机器人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一般性问题的心理疏导，进一步筛选出的较为严重的问题自动转到专业心理咨询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时期社会心理咨询师急缺的问题。
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激发民众积极性社会情绪
如同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高度传染性一样，负面情绪也具有极大的传染性。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期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能有效消解负面社会情绪，同时可激发民众的积极社会情绪。特殊时期的积极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设计和传播要高度强调效果，并关注民众的普遍性情绪和个体差异性情绪，包括负面情绪的深层次诱因和指向，已经民众喜闻乐见的兴趣点和积极情绪的触发点，最大限度地实现满足不同群体个体差异化需求的“精确传播”。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期间会有大量谣言和恐慌，但同时也会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感人事迹，要积极运用网络平台和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混合现实技术（MR）等，全面挖掘积极素材进行线上多元化多维度展现。可按视频、文字、图画等内容分类，对信息内容、呈现方式、传播语态甚至是传播时间等传播元素进行细致挖掘和分析，分类优化，充分贴合民众心理和情感需求，如隔离期间无法线下获得，但可用虚拟现实全景图等搭建各类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文化云游”等，在传播知识、解读文化、弘扬精神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缓解居家隔离期群众的精神空虚，鼓舞各地抗击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决心与士气。
随着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相互深度促进，使得用户偏好画像及算法精准推送等在各大网络平台的大范围应用，每当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发生时，更容易快速掀起线上线下的全民性的社会情绪激烈动荡，如无法恰当处理，不但对应对危机方面受到阻碍，更为严重者还将大大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不但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前线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坚实后盾，而且在“秩序维护、政策解读，思想教育、心理疏导”的第二战线，也可作出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对于社会情绪治理的相关领域，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应用新技术进行社会情绪治理，也是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需要对其进行更多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境下的实践性探索，更好地发挥其功用。
（作者：邓国峰，系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主任，教授；高安安，系该校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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