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探索的回顾与展望

    夏王朝是文献记载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代所创造的文明是考古学时代划分中中国青铜时代的开端，夏文化探索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重大学术研究课题，也一直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争鸣最为激烈、最为持久的专题之一。中原地区是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中心地区，如何提高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探索相关考古工作规划水平，围绕夏文化研究作出总体安排，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仍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和目标。

当前夏文化探索与研究的基础考古认知

    经过几代人筚路蓝缕的探索和研究，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其中，夏商文化及其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的确认无疑是影响最深远的成果之一。早在1926年初，李济先生曾赴山西进行考察，寻找夏代遗存便是其考察目的之一。以1959年徐旭生先生以明确寻找“夏墟”为目的的豫西田野考古调查为标志，学术界开展夏代考古工作已60余年，特别是在世纪之交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重大学术课题推动下，夏文化探索取得了巨大进步。一代代学者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结合对文献记载的全面梳理，包括参考相关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等，虽然对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例如，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均属于夏文化，或一、二期属于夏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化等，但对夏文化探索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和阶段性的主要成就。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已得出夏文化真实存在的科学结论；二是作为学术界主流观点，许多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分别为夏代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继发现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小城外，又发现了50万平方米的大城及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存、奠基坑，出土有陶器、玉器及铜器残片；河南禹州瓦店遗址规模超过100万平方米，发现有壕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大量祭祀遗存，出土有卜骨、玉器、列觚等重要遗物。它们的发现为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线索。新砦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三重环壕，中心区建有大型城址，还发现有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出土有铜器残片、兽面纹陶器、玉器等；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一期，填补了其间的空白。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发现有居中的宫城及宫殿建筑群、祭祀区、中高级贵族墓葬、网格状布局道路及带围垣的分区、铸铜作坊遗址和绿松石器手工业作坊遗址及精美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等。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晚期都城。

    在中国考古学文化上，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夏文化处于一个承前启后、创新开拓的关键阶段。关于二里头文化，几十年来众多学者反复求索，从基础的地层学和类型学、大量的测年分析等方方面面，对其时空分布作了较为清晰的定位。从历史时间看，二里头文化介于河南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文化（早商）之间；从地理空间看，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伊、洛、河、济水之间的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地区。

    另外，以文献记载为线索探索夏文化无疑仍然是夏文化考古探索中的必然选择。两周时期的文献和《史记》等文献中关于夏代或与夏代有关的历史记载尽管比较少且有相互抵牾及传说的成分，但其中商之前有夏、“汤革夏命”等基本史实是可信的。一些相关重要考古发现也是以文献记载为线索而取得的。在夏文化探索与研究中，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之间，既不能生拉硬扯、盲目对应，也不能忽略二者之间的可能联系和相互印证，同时还需要科学严谨的假说用以指导研究。这应是我们当前探索和研究夏文化的基础认知。

夏文化考古探索中的历史逻辑认知

    从已有考古发现来说，河南龙山文化出现了平粮台、郝家台、王城岗、古城寨、新砦、蒲城店、徐堡、西金城、孟庄、戚城等10多座城址（或为古国），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有城子崖、边线王、丁公、田旺、皇姑冢、王家庄、教场铺、王集、前赵、大尉、乐平铺、尚庄、尤楼、丹土、尧王城、两城镇、藤花落等近20座城址。其他区域还有陶寺、石峁等城址，以后还会有新的城址发现。这一时期城址的空前大量出现是古代社会阶层分化和复杂化发展的必然过程，符合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或逻辑；而聚落或城址的发展演变，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财富、权力和人口的聚集，出现超大规模的区域中心城址也是必然的，所以，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就出现了规模空前的二里头遗址（宫城及带围垣的各功能区域等）。

    从人类早期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分析，由小范围氏族或氏族联盟成立的酋邦或古邦国林立，到一定大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初步统一的邦国（王国）出现，这也是必然的。所以，早期文献记载的首先由“禅让制”到“家天下”转变的夏王国的出现同样是历史必然。夏朝初建时期出现夏王室政权得失的反复，如后羿、寒浞代夏，“因夏民以代夏政”等，也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从当时最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发展脉络方面分析，二里头文化确立了初步定型的泥范铸造青铜容器、工具、兵器等技术，被二里岗文化继承和发展，郑州商城出土了比二里头遗址更多、更复杂的泥范铸造的青铜器，反映了生产技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规律，这也是商代对夏代的一种继承。

今后夏文化探索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夏文化探索的中心和主要参照系问题。二里头遗址是迄今为止夏文化探索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出土遗物最丰富且等级最高、所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最先进、时代特征最明显、性质最明确的都邑遗址之一。因此，探索夏文化的起源、发展、繁荣、衰落、被商文化继承的历史进程应以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内涵为中心、关键和参照系。一方面持续深化对二里头遗址的认识和研究，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探讨其各类文化因素的渊源、影响及创新创造；另一方面，属于探索夏文化范围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新砦期遗址及早商遗址的考古研究应与二里头遗址更为密切地联系对比，以期构建更为准确、全面和紧密的夏文化体系。

    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聚落体系即社会形态结构的考古研究问题。对二里头遗址本身要继续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在已有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进一步全面明确遗址的布局、功能分区及其各组成要素，也包括其周边的相关生业遗迹等。同时，要分阶段以考古调查和勘探的方式进一步探明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不同距离范围内、不同层级的聚落分布状况，以探讨支撑二里头都邑及其王权的社会基础；还应选择不同层级的典型聚落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古发掘，以揭示夏代中晚期社会发展的整体面貌。

    早期夏文化探索相关问题。首先，对已有一定工作基础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重要大遗址持续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更全面地揭示其与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的承继关系；其次，以古代文献记载为线索加强对济源原城遗址、巩义稍柴遗址等夏文化核心区遗址的考古探查工作，必要时进行适当的考古发掘；再次，还要关注和进行河南境内豫东、豫南、豫西北及河南周边地区夏文化探索薄弱区域的考古调查等工作，以探索和实证夏代广域王权的势力范围及“禹征三苗”“后羿代夏”等文献记载中的问题。

    夏文化研究相关课题问题。在夏文化探索和研究过程中，众多学者思考和提出很多具体问题，有的已经解决，但大量的问题仍有待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去回答。“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作计划中列出了夏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夏朝历史文献记载研究、以往夏文化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考古学文化谱系及夏代年代学研究、夏代古环境和人地关系研究、夏代生业与资源及经济技术研究、夏代祭祀和精神思想研究、夏代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研究、夏代人类生存状况研究、夏夷族属的体质人类学和古代DNA及同位素等综合比较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发展模式及国家治理体系的综合研究等10个方面。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夏文化核心区与夏文化时期中国境内诸地理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与同时期中亚、西亚等古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将这些课题放到更长的历史时间段和历史发展规律中考虑和探究，以期对夏文化形成更深认识。

    夏文化探索中主动性考古工作与抢救性考古工作的关系问题。在夏文化探索中，优先对偃师二里头、夏县东下冯等遗址主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对这些遗址的工作目的主要是深化、丰富对夏文化的认识。同时，在夏文化分布区域内，应当将具有抢救性的基本建设中与夏文化有关的考古工作纳入夏文化探索的课题之内，以期拓展对夏文化的新认识。考古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必须在对更多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寻找重要考古发现。所以，要重视抢救性考古发掘中出现夏文化探索突破性考古发现的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已出现这样的可能性，例如，近期河南淮阳发现的性质明确的时庄粮食储藏遗址、叶县发现的墓葬礼制色彩鲜明的余庄遗址等，都为我们探讨早期夏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考古资料。要把抢救性考古工作中具有突破性考古发现的遗址及时纳入主动性考古工作中，以深化对这些重要遗址的认识。

    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文化探索和研究任重而道远，还有大量的未知需要探索，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考古工作者需要在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不断反思、沉淀、探求，在新的考古发现中不断实现突破，进而在夏文化探索联合攻关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文明起源与初步发展规律和模式的考古学理论。

    （作者：刘海旺，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