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写着“敷已”两个字的敦煌残片，是徐州工程学院的朱若溪注意到的。
那是几年前，她还在浙江大学读博士。在翻阅《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她发现一个编号为“北敦2301号”的敦煌残卷，卷首贴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只有“敷已”两个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个敦煌卷子抄写的是《金光明经》卷二，对比传世文本可以知道，其中并没有“敷已”二字接连出现的情况。她想，这张小纸片应该是从别的地方脱落下来的，也许来自裱补在卷子背面的废纸——古人常把废弃的旧纸用作裱补的材料。
她的导师张涌泉看到这张纸片时，脑子里跳出了《金光明最胜王经》中的一段话：“佛告具寿阿难陀：‘汝可于此树下，为我敷座。’时阿难陀受教敷已……”这里的“敷”有“铺设”之意，“已”表示完成，后面一句是说，阿难陀根据佛的吩咐铺设好了座位。仔细揣摩这张残片，“敷”字前还残留着一点笔画，很像“教”字的下半部分。这张残片会不会来自《金光明最胜王经》？
顺着这个思路，朱若溪开始排查。查到“北敦3894号”敦煌卷子时，有了线索。这卷《金光明最胜王经》其中一处残损，“教”字只剩了上半部分，将那张写着“敷已”的残片填充进去，刚好就可以连成“时阿难陀受教敷已”。不仅上面的“教”字能拼合起来，就连纸片右侧残存的墨迹也有了归属——来自前面经文的“陁”“汝”二字。
这种拼合，学者习惯称之为“缀合”。对敦煌残卷进行系统全面的缀合，哪怕是片纸只字也不轻易放过，让“孤儿回家”，让“亲人团聚”，这是近10年来浙江大学张涌泉团队的主要工作。他们的研究显示，超过25%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
汇集敦煌残卷，拼接起古代文明
绝大多数敦煌文献残缺不全，有学者统计，比例超过了90%。
“这种缀合工作是我们正式做研究工作之前的第一件事。”对于缀合，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学大家、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曾有过这样的论断。
缀合，是敦煌文献研究的基础。系统全面的缀合，需要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汇集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难有这样的条件。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和王重民、向达等中国学者曾到欧洲抄录、拍摄敦煌卷子，但终究无法将海外敦煌文献全部“搬运”回国。那时，中国藏敦煌文献也尚未完全公布。如今，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四大馆藏敦煌文献大多已经公布，系统全面的缀合具备了基本条件。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张新朋在跟随张涌泉读博士时，梳理过最晚公布的俄藏敦煌文献，一张未定名的残片引起了他的兴趣。这张残片的正面，还剩9行字；背面是很不完整的图画，左侧像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右下像城池的一角。这让他想起了许多知名敦煌学者曾经讨论过的法藏“伯5019号”和国图藏“北敦11731号”，那两张残片也都是一面文字、一面图画，有学者将它们缀合在一起，定名为《孟姜女变文》。这个编号为“俄敦11018号”的残片，从正面可以识读出“遂共其妻执别”“丈夫须慷慨”等文句，或许与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有关。
缀合的结果，证实了张新朋的判断：将“俄敦11018号”置于“北敦11731号”的左侧，不但残片正面分离的文字可以合而为一，背面原本断裂的山峰、河流也都得以接续。
“将这3张分藏在俄、中、法的残片缀合后，我们恍然大悟：正面部分不是像大多数古籍那样从右向左读，而是应该从左向右读，依次讲述了夫妻话别、丈夫服役、客死他乡的场景；背面描绘的是修筑长城的情景。图文结合，保存了‘变文’这类讲唱文学作品的典型范式。”张涌泉回忆，“20多年前研究伯5019号的缩微胶卷，因为文字严重残缺，胶卷卷面又很暗，难以卒读。这3张残片的成功缀合，不仅恢复了一个初步可读的变文文本，而且使我们得以走近古代变文作者，重构变文讲唱的场景，去拼接那早已消失了的古代文明。”
先把内容相关的敦煌残卷汇聚在一起，再将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残卷进行比对，碴口是否相合、字体是否相同、装帧是否一致……在实践中，张涌泉团队系统总结了敦煌残卷缀合的程序和方法，大大提升了缀合效率，新的缀合成果不断涌现。
“目前的缀合结果显示，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对超过30000号敦煌文献进行系统缀合后，张涌泉团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学界估算敦煌文献的总数为70000号，按此推算，可缀合的残卷数将达17500号以上。
“张涌泉教授团队缀合了一大批敦煌文书，应该说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敦煌文书缀合。这是真正的学术推进。”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吴振武认为，张涌泉团队总结出的敦煌文书缀合方法和经验，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对未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缀合敦煌文书也会有很大帮助。
回到历史现场，探索藏经洞之谜
“至少四分之一以上的敦煌卷子可以缀合”，这个结论意味着，除去约6%基本完整的卷子外，还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敦煌卷子无法缀合。张涌泉一边做着缀合，一边思考着为什么那么多残卷不能缀合，这或许可以成为解开“藏经洞之谜”的一把钥匙。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为什么封闭？是什么时候封闭的？为何在如此狭小的石室中，存放了如此丰富的文献？自1900年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起，人们就在不停地追问这些问题。120年后，张涌泉给出了新的答案。
“藏经洞文献在流散过程中，的确有人为造成的撕裂，但比例应该不会太大。”随着缀合研究的深入，张涌泉认为，藏经洞中保存的写卷，很多原本就是残缺的，“公元十世纪，一位名叫道真的僧人从敦煌各寺院、道观、学校以及官府搜集了大量残卷，将它们存入藏经洞，为修复做准备。一些经书修复后，转移到寺庙去供养、诵读，剩余的复本和残卷断片，继续留在藏经洞作为配补或修复材料备用，最终成为我们见到的藏经洞文献。藏经洞的封闭，很可能与道真去世和他主持的修复工作结束有关。”
敦煌文献中留下了道真的一段话：“谨于诸家函藏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光饰玄门，万代千秋，永充供养。”在缀合过程中，张涌泉团队发现了不少古人对这些残卷“修补头尾”的线索。
国家图书馆藏“北敦5679号”，抄写的内容是《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颇为完整，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卷首的五行字与后面的文字字体不同，而且有拼接的痕迹。
“这卷《佛说佛名经》原本缺‘头’，有人从其他地方找来相同的内容，补在这个地方，使之成为完整的卷子，这就是道真说的‘修补头尾’。”张涌泉认为，道真之所以强调“修补头尾”，是因为那些经常翻阅的经书，卷头和卷尾更容易破损，是修复的重点。
巧合的是，张涌泉指导的硕士生刘溪，找到了这卷经书“原装”的“头”。那是国图藏“北敦11567号”，虽然仅存3行，不能与“北敦5679号”直接拼合，但与其字体相近，卷心高度相同，而且首行写着“佛说佛名经卷第十六”。
“可能是因为这个卷子原本的‘头’破损过于严重，在修补的时候被裁去了，而改用一张写有相同内容的纸来代替。”张涌泉团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千年前修复典籍时的场景。
就是通过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实例，张涌泉有了对于“藏经洞之谜”新的解答。
“张涌泉关于藏经洞性质的新看法，有全面调查梳理敦煌文献的坚实基础，有全面调查的数据作为论据，比以往的各种说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如此评价。
虽然受到很多专家的肯定，但张涌泉还有一些遗憾：不少敦煌文献，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照片，而无法获得高清、彩色图版，这给缀合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缀合后图版的逼真度也有所欠缺。他相信，随着更多高清、彩色敦煌文献公布，他的团队会有更多新的发现。
（本报记者 杜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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