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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1日 星期五

    “大黄”记情

    作者:徐刚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1日 15版)

        郭红松绘

    颤抖在我生命中的那声犬吠

        我生下三个月,父亲即因病去世,丢下了母亲、两个姐姐、我和一只大黄狗。母亲告诉我,儿时摸墙学走路,大黄狗便亦步亦趋,跟在我旁边,如我摔倒,正好倒在它毛茸茸的背上。这样的事情已没有记忆,唯一记得的是它的离世。在萧瑟寒冷的腊月,一个下午,母亲在纺纱,让我关上门并插上门闩。门外,堂哥呼叫我家的狗,他们似乎捉到了大黄狗,我觉得惊讶,母亲示意我不要开门,然后是宅门口沟边大杨树下传来的一声惨叫。母亲哭了,没有出声,只是眼泪不断地落到纺车边上。晚饭时飘来了烧狗肉的香味,母亲特意叮嘱我:“不要开门。”少顷便有拍门声:“弟弟,开门!”“不开。”“趁热,吃狗肉。”“不吃!”我大声地说,“你还我大黄!”

        这是我生命中听到的第一声惨叫。其实,有的惨剧在我出生不久便发生了——父亲的壮年早逝。父亲病危时示意要看看我,母亲抱着正在熟睡的我让他看,他看见了,双眼也永久地闭上了。那时,母亲及叔、伯、婶婶、姐姐已经哭声震天,我还在梦乡里浑然不觉。在幼时的记忆里,大黄狗的死却留下了模糊的、梦幻一般的、挥之不去的印象。

        我在北大中文系做工农兵学员第一年的寒假,回家过年时与母亲闲聊,言及大黄狗,母亲惊讶地说:“你怎么能记得呢?那时你才三四岁。”母亲告诉我,父亲喜欢狗狗,大黄狗与家里人、宅上的叔伯都很亲。父亲去世后,它守护在灵床边,出殡时它一直跟着,并在父亲的坟地上呜呜哭叫。母亲视大黄狗为父亲的遗物,还能帮着照看我,珍贵何比!那又为什么要吃它呢?“过年想吃肉,没钱买,大家都穷,便来和我商量,把黄狗吃了如何?”母亲未及回应,几个堂哥就动手了。当时这在乡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吃自家养的狗而已!更何况我们家孤儿寡母,几位堂哥多有关照。“虽然心里极不情愿,不让他们吃又说不出口。”这大黄狗便一命呜呼了。母亲洒泪以祭。

        颤抖在我生命中的那声犬吠,隐隐约约地留在了记忆中。而在潜意识里,我一直在寻找大黄狗,也记住了母亲教我面对某种诱惑时的态度——“关门”!

    又见大黄狗

        我在读高中时应征入伍,部队在江苏溧阳种地瓜和水稻。生产队长迎接我们时,一只大黄狗突然飞奔而至,尾巴高翘,“呜呜”声不断,它不知道村子里为什么来了那么多陌生人。次日早起晨练,声音惊动了大黄狗,它匆匆赶来,看着一排明晃晃的刺刀,听着喊声阵阵,又怕又急,转身叫来了它的主人,生产队长摸了一下狗脑袋说:“大黄,那都是我们的朋友,兵哥哥。”“大黄”这个名字让我觉得亲切。

        在班里,我岁数最小,又有爱狗的情结,因而大黄和我走得更近些。我写信给母亲细数了大黄的特点:一身金毛,唯头部有小块白毛,是母狗,体态略胖,腿长等。母亲让侄儿回信说:“和我们家的狗极像,或许是转世的,你要善待它。”

        狗狗不仅嗅觉灵敏,还会捕捉你的每个眼神,是友善还是敌意、恶毒,能听懂你的话,是赞美还是诅咒。我想,狗有足够高的智商和情商,是因为它们思考的范围、关心的事物是有限的:它们的情感只专注于主人、对自己友爱者及自己的后代(假如是母狗),并为此付出全部忠诚;它们不会钻营,不会贪腐,不会诬告,不会拍马屁,不会喜新厌旧。

        吃饭的时候,大黄俨然是班中一员,会叼来自己的狗食碗放在我旁边,然后蹲下,等着我分它吃食。如碰上改善伙食吃肉,那便是大黄最高兴的时刻,我把碗里的两块红烧肉分给它一块,加上米饭汤汁,它会风卷残云瞬间吃完,舔得一干二净。训练时它在一旁看着,翻地瓜秧时在我后面跟着,插秧时在田埂路上趴着。夜间紧急集合急行军,穿过田间小道五六里地后,到达连部,黄狗一路紧随。连长点名完毕就地休息,大黄坐在我旁边,连长走过来玩笑道:“徐刚,你有卫兵了?”

        一次,我得了感冒躺在床上。大黄一看集合的队伍中没有我,急匆匆赶来踹开房门,在我身边转了几个来回,我对它说:“大黄,你自己玩吧,哥哥不舒服,想睡觉了。”狗子听罢扭头出门,叫来了生产队长,他摸摸我的额头,烫手!倒上开水,要我多喝水。这时,班长带着连队的卫生员也到了,我打针吃药后便睡过去了。醒来已是中午,大黄正在我脚跟卧着。见我醒了,又出门,半个时辰后回来,后面是队长老婆,手里端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里面卧两个鸡蛋。唯有这一次,我让大黄把它的狗食盆叼来它拒不从命,还“呜呜”有声。

        这一年的岁末,部队要转移去南浔古镇。离别那日,眼看走了十多里地,大黄一路相随,全无离去之意。班长跟我说:“你靠边待一会儿陪大黄说说话,告诉它不能再走了。”我出列坐在路边的一棵老槐树下,大黄挨着我蹲下,我抚摸着大黄的头,告诉它:“我还得走,你已经送我们那么远了,队长在找你呐。”它扭头看了一眼,又往我身边靠了靠。我把包里的白馒头、米糕、花生、鸡蛋等分成两份,一份留给狗狗。我站起来,大黄也站了起来,“呜呜”连声,黄豆大的泪珠涌了出来。我抱着大黄的头,又让它坐下。我狠狠心挥手,狗狗大叫不已,转身间,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三步一回头,大黄始终目送我,不时呜咽几声。

        近一年后我接到生产队长的信,大黄生了一窝小狗共六只,三男三女,极可爱,又说:“逗大黄时,一说徐刚来了,大黄便奔至打谷场。”

    宝田伯家的“狗儿子”

        上世纪90年代,回到我的故乡崇明岛,又见到了宝田伯和宝田妈妈的狗。

        岛上的村落里,农户是由一条条田埂路连接的,我家在路的南头,宝田伯的家在田埂北头。宝田妈妈是村子里唯一的小脚,在田埂上一颠一晃地挪着小步时,大黄狗会放缓脚步在前面开路,且不时回头看一眼它的女主人。油菜开花的时节,蜜蜂飞来飞去,嗡嗡作响,狗狗跳将起来,“呜呜”地为宝田妈妈驱蜂赶蝶。有孩童在路边唱童谣:“小脚船,摇呀摇,一摇摇到高家桥,上船容易下船难,一不小心跌一跤。”大黄狗会冲着这几个小屁孩叫,时而露出牙齿。于是,孩童星散。它会在干活的农人中迅即找到宝田伯,不停地摇尾巴,宝田伯一边摸它的头一边说:“找你妈去。”农人之间好开玩笑:“宝田,你那狗儿子和你一样干净利落。”宝田伯立即正色:“不是狗儿子,就是儿子!”

        有一年腊月,母亲让我送几幅老蓝布布料给宝田妈妈。因我在外工作很少回家,遂成稀客,宝田妈妈留饭,做了红烧肉。桌上有四个饭碗,都盛着白米饭。那一瞬间,大黄狗已跳上板凳,坐好,前爪捧着饭碗,目光盯着红烧肉。宝田伯先给大黄夹两块,又在它的饭碗里舀了一点肉汁。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与狗同桌吃红烧肉的经历。大黄吃饱了便从凳子上跳下,走到宝田妈妈身边,宝田妈妈用它专用的土布毛巾给它擦嘴。不仅如此,家人洗脚,它也洗脚;家人洗澡,它也洗澡;每天早晨都要洗脸——乡人说是“揩面”;夜里就睡在二老床前的踏板上,一个草窝里。我和母亲说及与大黄狗同桌吃饭的事,母亲说,宝田伯家无儿无女,从小就把大黄当儿子养。

        大黄狗少有地管了一次闲事。它碰到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在打谷场上嬉闹,岁数大一点的把另一个推倒了,倒地的便哭叫:“大黄救我!”大黄叼起小孩的衣领,一直把他送到家门口。小孩跟母亲告状:“哥哥打我,是大黄救我的。”孩子家人来不及道谢,狗已溜之乎也。

        又一次回乡,迟迟不见大黄狗,母亲告诉我,年关时,大黄不见了,可能是让人偷走了,也可能是被下了毒。

        大黄狗丢失不到半年,宝田伯胃疼去县城中心医院看病,最后没能回家。办完后事,宝田妈妈由启东的亲人接走了,她说:“宝田去寻狗了,等他寻到大黄,我再回来。”乡人无不泪目。

        我出门沿着田埂往北走,田埂上多少代农人重重叠叠的脚印中,有宝田伯、宝田妈妈和大黄狗的痕迹,由泥土搅拌着,成了泥土的一部分。所有的生命——哪怕是最卑微的生命,都会在这个世界上留下各自的痕迹。

        (作者:徐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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