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方能叶茂。“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平台、基本运行空间,是社会治理的重心和重点场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论及社会治理时,尤其强调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这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康晓强说。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康晓强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取得很大成就,比如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日益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逐渐得以形塑,作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突破口和切入点的市域社会治理正在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建议第48条专门论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其中尤其关注基层社会治理,可见基层之于社会治理的独特价值和战略意义。”康晓强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传统的“单位制”对人口、场所、行业的强制性约束能力有所下降。这样,基层的地位更加凸显。绝大多数社会问题与矛盾总是先从基层生发尔后逐步向更高层面、更大范围、更广领域蔓延、扩散。可以说,城乡基层社区处于承上启下的“节点”、社会生活的“支撑点”、不同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各类社会群体成员的“聚集点”,是感知百姓冷暖最灵敏的“触须”,在防范社会风险、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具有其他单位、机构不可取代的独特优势和功能。
如何擘画新发展阶段基层社会治理的发展路径?康晓强认为,主要应做好“加减乘除”法。
加法,就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组织、队伍、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向基层放权赋能,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基层社会治理队伍建设。
减法,就是切实为基层“减负”“瘦身”,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更好为群众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和管理,着重减轻基层特别是村级组织负担。
乘法,就是要更多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化手段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细度、精准度,提升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除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共享社会治理成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
为此,要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服务、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使得我们要建设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也是“人人享有”。
康晓强还指出,要高度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治理的潜在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截至2019年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升至18.1%,预计本世纪中叶将达到30%,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对于“未富先老”所带来的深层次社会治理问题,应做前瞻性研究、战略性思考。
(本报记者 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