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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书话】
编者按
刚刚过去的11月20日，列夫·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这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作家生前密切关注中国。在他的作品进入中国约120年里，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独特的文学性吸引了无数中国读者，其中包括许多现、当代作家，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郁达夫、巴金、冰心、夏衍、田汉等。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将托尔斯泰作品全部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俄语翻译家草婴先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964年出版译著《高加索故事》至1977年出版十二卷集列夫·托尔斯泰小说，草婴将自己翻译生涯三分之一的时间献给了托尔斯泰。
在托尔斯泰逝世110周年和草婴先生逝世5周年之际，光明悦读将一场作家与翻译研究者的对谈，呈现给读者，借由他们的回忆，走进草婴先生译介的托尔斯泰世界。
他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译介到中国
徐振亚：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不少学子远赴海外，打开了重新看待世界的眼界。在这个背景下，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大约在1900年，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国的杂志上。“五四”运动前后，有相当多的文章介绍他。1910年他去世的时候，一些进步人士在上海举办了悼念活动。托尔斯泰能够传入中国，与那个年代我们迫切希望变革有关。加上他本身欣赏老子、具备东方文化的因子，所以中国人对他有一种亲近感。最早跟托尔斯泰联系的中国人有两个，一个是北大教授辜鸿铭，还有一个是在彼得堡留学的学生张庆同。在托尔斯泰被译介到中国的过程中，他们最早起到了桥梁和引导的作用。到后来，潮流涌动，在中国慢慢形成了阅读托尔斯泰作品的热潮。
赵丽宏：托尔斯泰对现当代中国，尤其是文学爱好者的影响可谓巨大又深远。托尔斯泰的三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在中国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他为什么影响这么大？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家有什么标准吗？必须有才华、有个性，还要对历史有宏观的看法。我们读他的小说，不仅能看到现实的生活，也能看到一个思想家对历史、对人性非常深刻的看法。
孙甘露：托尔斯泰为什么在“五四”运动前后被大量译介到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俄苏文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时代，实际上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影响的年代。虽然苏联文学的传入有政治背景，但是确实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学、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黄金时代的文学，对中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其关注现实的特征、与作家和翻译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徐振亚：说起草婴先生，我和他交往了32年，从1982年一直到5年前。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他是兼职教授。他比我大20岁，是前辈。在这32年多的交往中，我们亦师亦友，我得到他很多的指点和帮助。
赵丽宏：1982年初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是在《萌芽》杂志社当编辑，我的同事盛姗姗是草婴先生的女儿。我以前看过草婴先生翻译的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在翻译托尔斯泰。有一天盛姗姗告诉我说，草婴先生把托尔斯泰所有的小说都翻译完了。我说“这不可能”，因为我知道托尔斯泰著作量很大，一个翻译家要把他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是很难的事情，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碰到任何情况都坚持。而且，他的翻译并非粗糙的翻译，而是每篇作品都读七八遍、十几遍之后再进行的创造，这非常了不起。
孙甘露：草婴先生是我非常崇敬的翻译家。他于2015年去世，2014年他获得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时候，我们去看望他。那时他已经在住院了，老先生非常清醒，非常和蔼、谦虚，一直在说“我没做什么”。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做了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他把托尔斯泰全部的小说译介到了中国。
翻译是“登梯子”向上的过程
赵丽宏：在读草婴先生的译作之前，我读过周扬先生翻译的托尔斯泰作品。我有一个疑惑，一部重量级的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过，是否有必要再翻译？我从小对喜欢的书都读得非常仔细，于是就比较不同的版本。比如《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一句话，周扬先生的翻译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草婴先生是怎么翻译的呢？“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很难说哪个好，但是相比之下，草婴的句子读起来朗朗上口。回到俄文，原文这两句话是很工整的，词组数量一致。相较而言，可能草婴的翻译更为工整。并不是周扬先生翻译得不好，而是说草婴先生的翻译绝不是模仿或者沿袭。
孙甘露：我也比较过草婴先生和周扬先生的《安娜·卡列尼娜》。周扬先生是从英语转译的，我没有能力从语言的角度来评判译作的优劣，但是我觉得作品在传播过程中多一个译本是非常重要的，有比较、有鉴别是好事情。刚刚大家谈道的那句话，钱钟书先生也翻译过。他的翻译是“一切欢乐的家庭皆相类似，每每不欢乐的家庭则痛苦各异”。我们为什么不采用钱先生的译本？因为钱先生当年用的是英译本，经过多年的发展，俄语人才渐渐多了，所以我们采纳了直译。而且钱先生的语言风格接近于文言文，虽比林纾的译文要好些，但跟我们今天的语言风格相差很大。译本的完善是新译本逐渐取代旧译本的过程。就像我们登梯子，但不能因为登到了高处就说底下的梯子没有用了。卓越的翻译家充分考虑了读者的接受方式，各人理解不同，都不为错，都是好的译本。
徐振亚：谈到外文处理成中文，各人的翻译见仁见智。草婴先生借鉴了前辈的方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译法。他在翻译上的确非常用功，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举个例子。在翻译肖洛霍夫的《学会仇恨》时，他斟酌了很久。这是一个短篇，俄文原文意思是“仇恨的学问”或“仇恨的科学”。什么叫“仇恨的学问”或者“仇恨的科学”？草婴先生琢磨来琢磨去，用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恰当的表达方法——“学会仇恨”。因为仇恨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法西斯的兽行引起的人们对法西斯的仇恨。短短两个字，花了他那么长时间、那么多精力。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用脑、用心。草婴先生为什么翻译得这么好？他的俄语是童子功，从15岁时开始学，而且是主动在课余时间花尽自己的零花钱，请当时在上海的俄侨教他。幸运的是，在姜椿芳的引导下，他参加了革命，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进行双向翻译，不仅将俄语译成汉语，而且将汉语译成俄语，大大提高了他的翻译水平。
托尔斯泰的精神，疫情之下更显力量
徐振亚：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位作家、翻译什么作品，有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草婴先生选择托尔斯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9年之前，他在时代出版社翻译新闻、时事。以普拉东诺夫的《老人》为起点，他开始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后来他翻译了《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号召所有团员学习主人公纳斯嘉，作家王蒙在学习这个作品的精神后，写出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是轰动。接下来草婴翻译了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他翻译得非常认真，把原作的精髓传达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家不是简单的匠人，同作者一样，他也是思想家。在翻译《当代英雄》时，草婴感受到了肖洛霍夫作品里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的继承人，于是开始溯源，大量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
孙甘露：我认为，俄罗斯作家都有一个特点，关心的东西非常大，视野、胸怀及主题都很大。这一点对中国特别有意义，就像莱蒙托夫写的《当代英雄》一样，“当代”实际上是“同时代”，他们关注他们的“同时代”。观照中国，无论是“五四”还是20世纪乃至当代，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产生了非常丰富的历史。从这点来看，我们的文学要向苏俄文学学习，尤其向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学习。
周立民：我们这一代在学习文学的时候，起初对先锋小说、对现代写作更感兴趣，觉得很先进、很时髦。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想法越来越被我们自己颠覆，因为看到了前一代作家的功力无法超越，包括巴尔扎克。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天赋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扎实又厚重。而且托尔斯泰思想的价值，并不仅局限于19世纪。1984年，作家巴金作为七位特邀荣誉客人之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世界笔会。在那一届的笔会上，他的发言稿题目是《核时代的文学——我们该如何写作》。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我们该怎么写作？巴金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凡是使人类团结的东西都是美的、好的，凡是使人类分裂的东西都是丑的、恶的”。今天，我们在构想人类世界时，仍然能感觉到这句话的力量。疫情之后的世界和中国，可以深思这句话。如果世界真的被切割成一块一块，那将非常可怕。
赵丽宏：你们的讲话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1975年5月，上海的文艺会堂召开文艺座谈会。那时候我23岁，第一次看到巴金和草婴。那天开完会以后，我在上海展览馆南京路的广场上远远地看到巴金，他同他的朋友在一起说话，里面就有草婴。草婴先生瘦瘦的，看上去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但他非常坚强、非常有力量，他拒绝名利的诱惑，坚持自己的翻译事业，一点没有动摇过。我去探望巴金先生时，有两次草婴先生在场，他应该是经常去巴金家吧。我想，他选择翻译托尔斯泰，一定是受了巴金的影响，特别是在思想上的共振。托尔斯泰对人类的悲悯、反思，一定引起了草婴先生强烈的共鸣。近日，草婴先生的女儿写了一封信，托我带给大家。信里面她说，“一生努力翻译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的父亲草婴离开我们已经五年了，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对下一辈的热切期望，一直鼓励我们像他那样尽力为这个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哪怕只是一点一滴。如父亲所说：‘我是一个小草，来到世界上就是要为黄土地增添一丝绿意。让我们以小草的精神让世界的绿色连成一片。’”作为中国的读书人，我认为我们是幸运的。从一百多年前开始，我们的先辈不懂外语也开始翻译国外作品，林斤澜先生一个英文字母也不懂，听别人讲述后将自己听到的作品写出来。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个过程。在一代又一代翻译家的努力下，我们得以了解不同国家的思想、欣赏不同民族的文化。今天的对谈，是一个机会，请允许我们向我们伟大的翻译家们致敬。
（徐振亚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丽宏、孙甘露系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周立民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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