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锴：下笨功夫，做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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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刘学锴，1933年生，浙江松阳人。1952—1963年，就读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顾问。曾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商隐研究会会长。著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受史》《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唐诗选注评鉴》等。另发表专题论文多篇，较有代表性者，收入《唐音浅尝集》一书。2016年获安徽师范大学教师终身成就奖。

    洋洋三百万字的《唐诗选注评鉴》，是刘学锴先生75岁时开始撰写的。他不顾年高笔颤，历时四载，一笔一画在稿纸上写成此书。2013年初版后，每次重印，刘先生都会对已发现的疏失进行修改。2019年的新版也不例外，86岁的他，又新增修订400余处。

    了解刘学锴学术生涯的人，对他以如此高龄成此巨帙不会感到意外。刘先生曾说：“哪怕就是笨人，只要肯下笨功夫，持之以恒，肯定会有比较像样的成果。”在迄今已逾一甲子的学问人生中，他就是凭借一点一滴的笨功夫，做出了真学问——有近千万字的著述为证。

兀兀穷年的学问人生

    刘学锴1933年生于浙江松阳，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59年留校任教，直至1963年主动要求调往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范大学前身，后迁回芜湖）与家人团聚。在燕园生活的十二个春秋，为他后来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大，激情洋溢，许多中文系学生，对文学创作充满向往。然而在入学后的第一场师生见面会上，系主任杨晦先生就说，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希望同学们刻苦读书，将来准备当老师，当学者。这给了刘学锴很深触动。大学期间，他通览了许多重要作家的诗文词集和戏曲小说。作为文学史课程课代表，与游国恩、浦江清、吴组缃、林庚等名师接触较勤，他就借助这个“便利”，多方请教。

    1956年，刘学锴被免试录取为林庚先生的第一届副博士研究生。1959年，又奉魏建功先生之命到新组建的古典文献专业担任教师。在随林庚先生读研期间，刘学锴不仅通读了20余部古代文学经典，还根据指导老师要求，认真阅读自魏晋至五代的名家别集，撰写读书报告，定期呈改，然后师生讨论。为了协助正在撰写《盛唐气象》一文的林庚先生做资料统计工作，刘学锴对唐诗做了通览。到古典文献专业任教后，他又在吴小如等先生的指导下，从阅读《书目答问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起步，继而钻研清儒和近人有关校勘学的专著和古籍校注，花了一年多时间撰写讲义，终于开出新设置的“校勘学”课程。刘学锴后来在古籍整理上的建树，与这段时间的勤学深思有很大关系。

    “文革”期间，已经移教安徽的刘学锴，像很多学者一样，处于困境之中，但他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古典文学。1975年，他和余恕诚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撰写《李商隐诗选》。从此开始，他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专力从事李商隐研究。他的李商隐研究，从诗集解、文校注、资料汇编，到传论、接受史、选本乃至普及读物，形成了完整体系。2014年余恕诚去世后，刘学锴撰写了《我和恕诚合作撰著有关李商隐的几部书稿的具体情况》一文，其中回忆自己为写《李商隐诗选》赴京抄录材料的情景：

    （1975年）9月，由我至京听取专家对样稿的意见，并用了20天左右的时间，以《唐人八家诗·李义山集》（毛氏汲古阁刊）为底本，至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过录了清影宋抄《李商隐诗集》、明悟言堂抄本《李商隐诗集》、明蒋孝刊《中唐十二家·李义山诗集》、明胡震亨辑《唐音统签·戊签·李商隐诗》、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李商隐诗集》、清席氏刊《唐诗百名家全集》之《李商隐诗集》的全部异文，及傅增湘过录在席本上的蒙叟（钱谦益）抄本、季沧苇抄本的异文。又抄录了王鸣盛在冯浩《玉谿生诗笺注》初刊本上的手批。

    又追记自己如何开始撰写《李商隐诗歌集解》书稿：

    1979年3月至4月，我和恕诚用了约一个月时间赴北京查阅抄录我们已抄录材料之外，师大馆藏所无的有关李商隐的资料……并补录了钱谦益东涧老人写校本《李商隐诗集》的异文及蒋斧的跋文……我1979—1981年无课，即专力投入此项浩繁的工作。从科研处领了5000张大方格400字稿纸，便按凡例所定“诗正文”“集校”“集笺集评”“撰著者按”各项逐篇进行，夜以继日，历时约一年半，独立将近600首义山诗歌整理笺释完毕，共4000余页，约160余万字。1980年暑假后，恕诚边写论文《唐诗所表现的生活美与精神美》，边逐篇看我写的初稿……恕诚看完我的全部初稿后，我们就分头开始作修改、誊抄、定稿工作。

    刘学锴、余恕诚两位先生的李商隐研究，是20世纪的学术经典，但是仅从以上这些远非全部的自述中，即可想见他们投入多少心血，经历多少不易。

    刘学锴2005年退休后定居北京。这十多年来，他先是完成《温庭筠全集校注》《温庭筠传论》《温庭筠诗词选》三部书，其后又因“不能忍受闲暇无事的状态”，撰写了这部《唐诗选注评鉴》。关于后者，刘学锴说自己开始时计划比较大，选了2700余首，基本上把现存唐诗中的精品一网打尽，但后来因精力实在不济，就压缩到600多首。尽管如此，该书的工作量仍很大，光笺评一项，就需要翻阅、选择、抄录大量前人文字。一位专家对该书“李白”部分引用资料做初步统计后发现，竟达155种之多，其中不少文献，连专门从事李白研究的学者都未曾关注，而这都是刘学锴以颤抖之手一笔一画完成的。当刘学锴委托次子把满满十大包手稿送到出版社时，编辑们无不感到震撼。

重估李商隐的文学价值

    刘学锴集三十年之力从事李商隐研究，撰写出以《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传论》为代表的系列论著。这些论著，正如上海大学教授董乃斌所称道的那样，无一不是“用专业的工匠精神仔细打造的精品”。刘学锴的研究，不仅使李商隐这位晚唐大诗人的人生与创作得到彻底清理，实现了李商隐在中国古典诗歌史经典地位的重估，其研究方法的创新亦能给人以启迪。

    从清代到民国，李商隐研究持续不断，正如刘学锴所言，可以列举“一长串研究者名单”，但就是这样一位被岑仲勉先生形容为唐代作家中“后世治之最勤”之一的大家，无论是生平行踪，还是作品系年、错简异文、诗意理解等，都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问题。刘学锴的李商隐研究，在文献整理考证方面，得出了大量有突破性的或有创新性的结论。其中，关于义山“开成五年江乡之游”的辨正和“梓幕期间归京”行程的考辨，最为典型。

    清人冯浩、近人张采田等人认为李商隐在唐文宗开成五年秋末至翌年（武宗会昌元年）春曾有过一段历时数月的“江乡之游”（今湖南洞庭湖一带），岑仲勉对此虽有质疑，但因缺乏有力内证，并未获得学界普遍认同。刘学锴撰《李商隐开成末南游江乡说再辨正》等三文，根据李商隐诗中的内证，特别是对《哭刘司户蕡》诗“更惊骚客后归魂”一句的正确解释以及对罗衮《请褒赠刘蕡疏》文中冯、张误引的“身死异土，六十余年”一句的还原，又证之以新发现的刘蕡次子刘珵墓志中关于刘蕡“贬官累迁澧州员外司户”的记载，以及文宗开成五年秋冬间，李商隐随王茂元赴陈许幕府前夕、途中、初到时代拟的一系列表状启牒和诗作的详实考辨驳正，彻底否定了冯、张之说，从而对三十余首义山诗文重新做了系年和阐释，纠正了冯、张等人的错误。

    宣宗大中五年至九年，李商隐在东川柳仲郢幕府生活了五个年头，此间他是否回过长安？在历代研究中，只有曾国藩在《十八家诗钞》中说过一句李商隐“曾回京一次”，但未提供任何佐证和考证。刘学锴《李商隐梓幕期间归京考》一文，则由《留赠畏之》《行至金牛驿寄兴元渤海尚书》等诗中出现的明显矛盾生疑，继而通过对《为同州张评事（潜）谢辟启》《为山南薛从事（杰逊）谢辟启》《赠庾十二朱版》等诗文所涉人物行迹的细致辨析，考明大中七年仲冬，在梓州幕主柳仲郢的安排下，李商隐曾有过一次归京探亲之旅，并指出这段行程的意义，在于释放了李商隐郁结已久的怀土思亲之情，从而导致其后两年的诗歌“没有再出现先前那种强烈而频繁的思乡情绪。”类似考辨，有益于深化对李商隐其人其诗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后的“李商隐热”，最引人注目的是袁行霈主编的教育部推荐教材《中国文学史》。在以往的文学史著作中，李商隐往往只占一节的篇幅，在这部文学史中则改为列专章论述，李商隐得以与从屈原到曹雪芹那些公认的古代一流作家并列。对于这个变化，各种意见都有。面对某些质疑，作为“李商隐热”的主要推动者，刘、余两位倒一直显得淡定从容，因为他们的结论，都是从深入研究中得来，有其坚定底气。

    比较而言，余恕诚为文力求创新，并认为李商隐之所以成为卓然大家，主要缘于义山“无题”诸作在“表现心灵世界”上的独创新体与重大开拓。而刘学锴因历来对李诗的歧解纷出，则更重视在继承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和创造，他既在整体上概括义山“感伤情调、朦胧诗境、象征色彩，抒写内心幽隐情绪，歌咏悲剧性爱情体验、人生感慨”的诗歌风貌，又揭示李商隐“在一系列传统题材、各种体裁中都有一流之作和创造性贡献”，认为这是“全面理解李商隐、恰当评价其地位”的重要一端。《李商隐与宋玉——兼论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古代诗歌中的人生感慨和李商隐诗的基本特征》两文，列举大量富有感伤色彩、饱含人生况味的义山诗歌名篇，证明将李商隐置诸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流文人行列中，确有其依据。历史总在向前，对一个作家的认识也往往处在变化之中，宋人即高倡“子美集开诗世界”，李商隐则直到清代才有吴乔提出“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但不能因为后出，就忽视某些经典价值有再发现再评价的可能和必要。

    刘学锴曾自谦其李商隐研究，“用的方法基本上是传统方法，没有多少新花样，但自感每一步都走得比较踏实”。踏实是肯定的，但他的研究也表现出新的学术理念，《分歧与融通——集解李义山诗的一点体会》《古典文学研究中李商隐现象》等即为代表。这些文章既是李商隐研究的重大进展，对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以后，李商隐研究渐成气候，但问题不少，方法落后是重要原因。刘学锴云：“特别是索隐猜谜、穿凿附会的解诗方法，从吴乔发端，到程梦星、冯浩大加发展，到张采田则登峰造极，产生了极为深远的负面影响。不走出索隐阴影，李商隐研究就会越来越陷入误区，不能自拔，甚至走火入魔。”他认为这种“索隐现象”，以及与之相关的“钟摆现象”“纷歧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于“对李商隐的象征诗风缺乏深入的探讨和科学的评价”，因此必须着力折中分歧，追求更高层面的融合众说和统摄，他对《锦瑟》一诗的阐释就是如此。《锦瑟》诗旨，长期异说纷纭，刘学锴指出它们“既有其各自的优长与合理性，又各有其自身的缺陷”，必须互补和融通。他认为：“（诸种）异说虽貌似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一体连枝，异派同源。这个‘体’和‘源’就是具有悲剧身世，在政治生活、爱情生活和婚姻生活上遭遇过种种不幸的感伤诗人李商隐。他的诗，就是上述种种不幸的表现和寄托。”这就在解诗理念上为把《锦瑟》“还原为一个艺术整体”扫清了根本障碍。

切实有用的唐诗鉴赏

    古典文学研究以整理阐释弘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为中心使命。紧扣作品，讲清经典的价值，探析成因、总结经验，既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起点，也应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归宿。

    刘学锴早年从林庚先生研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诗，在长期的熏陶下，很早即意识到“细读文本，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始终是研究的基础一步”。在安徽师大中文系，他又遇到了多位看重且擅长古诗文鉴赏的知音。上世纪八十年代“鉴赏热”中的代表性著作《唐诗鉴赏辞典》，开篇即录刘学锴为虞世南《蝉》诗所撰鉴赏，他和同事余恕诚、赵其钧以及研究生周啸天等人，撰写了该书四分之一的文字，为新时期唐诗经典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写出好的鉴赏，学者不仅需要有一流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底、深厚的理论修养与敏锐的艺术鉴别力。因为长期从事鉴赏，且对鉴赏热兴起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都有深察，刘学锴希望能在清人编《唐诗三百首》后，再选出一部“既充分吸收前人对唐诗经典业已定型的认识成果和编选成果，又能反映两个世纪以来经历史淘洗，广大读者品读实践、研究者阐释赏鉴所肯定的一系列新的经典作品和优秀作品，并加以吸纳的新的唐诗选本”。（《选本时时新》）《唐诗选注评鉴》以及以此为基础浓缩凝练而成的《刘学锴讲唐诗》，集中体现了他的鉴赏理念和成就。

    文学鉴赏的目的，首先在于发现精品，讲清好处。《唐诗选注评鉴》共选杜诗60题69首，其中《前出塞九首》只选其六，是因为此篇“纯用议论”又“在一气直下之中富于深刻的蕴含，经得起咀味并启人思考”；而宛如“一篇幽蓟从军记”的《后出塞五首》只选其二，则考虑本篇尤其“以意境的阔大悲壮著称”；《秋兴八首》为组诗却全部入选，是缘于艺术上内在的完整一贯，不容分割。选诗之外，刘学锴的赏析尤见力道，如指出贺知章的“二月春风似剪刀”之所以要好过杜甫、李贺、温庭筠等人的类似诗句，就是因为贺诗在“新巧的比喻中有丰富的蕴含和隽永的诗味、活泼的诗趣”。去取之间，品评辨析，对于日常教学和阅读，无疑都有启示性。

    刘学锴的唐诗鉴赏，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前提，绝不妄谈戏说。崔颢的《黄鹤楼》首句“昔人已乘黄鹤去”，在《唐诗选注评鉴》中，刘学锴将其回改为本初面貌“昔人已乘白云去”，除广征历代文献寻找版本依据外，更揭出“白云”用《庄子·天地》“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之典作为依据。对王湾《次北固山下》异文的比较辨析和定本考订、李商隐《夜雨寄北》正确文本和写作时间的考订，都是在对版本、典故、地理、人事背景深入考察后做出的可信按断。本事方面，《唐诗选注评鉴》选李白的名作《长相思》，既从字面上讲透该诗写男女相思的深情与对所思者的虚化乃至仙化处理，又“以李证李”，联系李白天宝三载所作之《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发明诗中有李白放还后“眷恋玄宗”的政治托寓。这对实现更高层次亦更近作家本意的诗歌鉴赏，是至关重要的。

    刘学锴主张诗歌鉴赏应力戒穿凿。他笺解李商隐的《嫦娥》《乐游原》《无题》诸作，就注意“使诗歌阐释更富包容性、开放性，而不是追求定于一尊”。中唐张籍《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历代均认为有政治托寓。但刘学锴的鉴赏，则首先强调“应将对原题及文本的解读与后来关于此诗本事及托意的分析评论分开来讨论，否则会治丝愈棼，缠夹不清，无法理清头绪”，继而在承认此诗确有寄托的基础上，指出其更具超越性的艺术魅力在于“非常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们对婚姻乃至人生缺憾的无奈”。这种坚持把诗当诗读而非当谜语猜的正确态度，有助于对诗歌丰富意蕴的揭示。

    刘学锴鉴赏诗歌，尤其注意从具体的诗意诠解中提炼具有普遍性的艺术经验与思想精华。由于刘学锴对中西文论及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都有过深入学习，特别是他自己拥有珍贵的人生阅历，他的鉴赏一般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希望从诗中读出自己对于文学、对于社会乃至对于生命的体验。《唐诗选注评鉴》中对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其一）两句的鉴赏，不仅用近乎小说的笔法，精彩还原了“一个极富生活情趣和戏剧性的场景”，而且引出一番深长的人生感慨：“人们总是在对照中才强烈感受到自然的永恒和人世的沧桑。”诗歌作者与鉴赏者在这里近乎合二为一。刘学锴对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等暮年诗歌既文采纷披又情思苍郁的解读，对《秋兴八首》组诗既高屋建瓴，又剥茧抽丝，并上升到对杜甫后期乃至整个中晚唐诗歌情感基调概括的长篇鉴赏，许多论断与发挥，背后可见刘学锴阅世至深后的生命沉吟。

    在2018年的一次学术专访中，刘学锴先生说：“我自知先天不足，悟性不高，缺乏才气、识见，后天又学养不足，短板甚多……任继愈先生谦称自己是过渡的一代，我只能是过渡的一代中最平凡但多少做了些实事的人。”其实像刘学锴先生这样的学人，既以长期辛劳做出无愧于心、无愧于世的业绩，他们的创造勇气与顽强意志，亦将是推动学术前行的坚实助力。

    （作者：王树森，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