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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 星期五

    郭锡良:努力继承国学传统,博古通今

    作者:郭锡良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0日 13版)

        1954年夏天,我从武汉大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大学读语言学研究生。当时,为了创建一门新学科“汉语史”,同时加强北大语言学师资力量,中央决定把中山大学的语言学系调归北大,王力先生也从中山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北大设置了汉语专业和汉语教研室,王力先生担任汉语教研室主任。语言专业还开设了研究生班,一共招了15个人,分成汉语史5个人,现代汉语5个人,语言理论5个人。我进了汉语史这个班,导师是王力先生。

        王力先生为培养第一届汉语史研究生费尽了心思。1954年我们第一学期的课有高名凯先生的“语言学概论”、魏建功先生的“古代汉语”,王先生自己开“汉语史”,这是新开设的课程,受到广泛重视,有很多人来听。王先生讲课声调起伏不大,措辞精要,每一节课讲授的内容,记录下来就能变成一篇文章。1955年上学期增加了周达甫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概要”,这一年还要求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写一个读书报告;1955年—1956年,有袁家骅先生的“汉语方言学概要”、吕叔湘先生的“《马氏文通》导读”、魏建功先生的“汉语文学语言史”,还要求写一篇学年论文,我的题目是《韩愈在文学语言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得到王先生的高度肯定。

        王力先生博古通今,他是我国20世纪创立语言学的几个领头人之一。他不仅研究汉语史,对语言学的各个门类都有所涉及。关于汉语史的这一套,他设计的培养计划是很扎实的,重视博古通今,重视实际语言资料。王先生各方面的教导都对我影响很大,这里想举一个例子:他开设了一门课,叫作“我是怎样写汉语史讲义的”。这是王先生在第二次讲授汉语史这门课时,专门为汉语史的研究生开设的课程。这门课不仅讲知识,也讲自己怎么写讲稿,怎么备课,怎么查找、搜集和选择资料。这对我们研究生做学问有很大帮助。他还让我们提意见,我是好提意见的,有的时候经王先生一分析,我就豁然开朗,收获很大。我就觉得我做学问也应该这样做。

        20世纪80到90年代,我曾任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在人才培养上,我走的还是王先生的道路,就是要博古通今,不仅是文学语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我设计本科生的“古代汉语”“汉语史”、研究生的“古音学”“《说文解字》研读”“《马氏文通》研读”等课程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无论是汉语史还是现代汉语专业的研究生,如果读不懂《说文段注》,读不懂《马氏文通》,缺乏阅读古书的能力,要做哪一行都是有困难的。即使是搞文学,也应该懂文字音韵训诂,也需要能够落实字词句,不然就很难说真正搞懂了《诗经》《楚辞》。

        北大中文系的精神必须是博古通今,要博学多识,要继承国学传统,也要吸收西方先进经验。博古通今,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优点。

        (郭锡良,1930年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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