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时代荒政背后的疑商心态

    如果说中国清代形成了一套以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恤为主要内容的连贯而完备的荒政体系，法国路易十四时代（1661-1715年）的荒政则重在对谷物商人的监控和对谷物交易的管制。这一时期的谷物管制法令规定：从事谷物贸易的人必须向司法机关登记姓名和住所；谷物只能在公共市场出售，并优先满足普通消费者的需求；严禁贵族、官员、包税人等从事谷物贸易，要求农民把收获的谷物运到临近市场出售；禁止谷物商人结成协会，违者没收谷物，处以重罚；要求谷物商人只能在城市周围一定区域之外收购谷物，尽可能把市场上的粮食留给市民和面包师。饥荒时期，政府会重申这套谷物管制规章，并采取种种措施探查商人的谷仓，防止他们私藏谷物。

    这一时期，从官员到民众，均把饥荒归咎到商人身上。1693年饥荒暴发时，国王在公文中说，这不是气候的错，是垄断者的错。1693年3月2日，里昂总督德贝吕勒给财政总监写信：“里昂城已经8天没有供给了……如果谷价上涨的话，这是囤积的结果。”同年9月16日，奥弗涅总督达布莱热给财政总监写信：“饥荒的主要原因就是囤积谷物的人捂着不放，待价而沽。”民众把谷物商人当做“囤积居奇者”，饥荒一出现，他们就跑到码头和道路上，拦截运输谷物的车辆，声称“应该首先满足谷物生产地的需求……法国长期以来遭受不幸的原因是谷物流通在王国内部不受限制”。就连部分谷物商人也持这种看法。1708年9月7日，索恩河畔沙隆的小麦商人苏蒂松给财政总监写信说，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公担10锂，而平时每公担3锂，这是饥荒暴发的前兆。他认为，这一切与商人和资产者的垄断有关。

    法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商人垄断的担忧，笔者称之为“疑商心态”。它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对饥荒的判断和认识，影响了各级官员应对饥荒的方式。福柯指出，这是一种从人性之恶的角度探究食物短缺原因的方式，认为人性的贪婪和赚钱的欲望势必导致囤积居奇。疑商心态的两个源头是罗马法和基督教。亚里士多德首创“垄断”一词，并指出垄断行为是“不自然的”，应予以否定。罗马人继承了这种观点，在罗马法中，反垄断是重要内容，规定任何垄断和哄抬物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基督教亦对商人持有负面看法，《圣经》中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早期教父们提出了一套否定和限制商业活动的主张，他们认为商业活动以贪婪为基础，常常借助不道德手段，因此要严禁商人掌控生活必需品。

    由于5世纪末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限制商人垄断的做法很早就进入了法国政府的决策。806年暴发大饥荒，查理曼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是魔鬼掠夺了收成，而是严惩通过不正当手段囤积谷物的行为。13世纪，以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家极力宣扬早期基督教教父们限制商人的观点，政府也出台政策防止商人垄断。1304年，法国国王美男子菲利普为了应对饥荒，要求巴黎市长去王国各个城市调查谷物储备情况，勒令把剩余的谷物带到最近的集市出售，严禁谷物商人倒卖谷物。15世纪末以来，罗马法在法国全面传播，法国官员们从罗马法中搜罗限制商人垄断的内容，并在1567年2月4日颁布了法国历史上第一套完善的谷物管制法规。

    在近代早期，疑商逐渐成为法国社会的集体心态。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以王权为中心的领土兼并过程，社会各阶层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法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土地肥沃，粮产丰盛。一旦有饥荒，人们往往认为储存的谷物没有用尽，商人的贪婪和垄断是罪魁祸首。这一时期，随着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活，原本意指城邦秩序的“管制”观念流行起来。在法国，随着绝对君主制的发展，“管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尺。当人们说起“一个管制良好的国家”时，便是指这个国家实行合乎道德的管理，生活方式文雅，秩序井然，社会和谐。而谷物管制对维护国家稳定至关重要。路易十四时期绝对王权理论的塑造者波舒哀指出，饥馑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中国曾引发骚动，统治者的权力受到挑战，社会连续性被打断，国王只有保证臣民的生计，才能维护社会稳定，才能对臣民提出权利要求。因此，维护王权成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官员们打压商人垄断、维护谷物供给的现实动因。在财政总监与总督的通信中常常出现这样的话：“考虑周到的预防措施，阻止商人犯罪，要用最严厉的刑罚镇压他们。谷物管制对维护公共秩序最珍贵，也最重要。”疑商心态就这样渗透进了路易十四时代的荒政中。

    路易十四时代后期，由于财政窘困和乡村衰败，谷物管制政策受到布瓦吉尔贝尔、费奈隆和沃邦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根源不在于商人垄断，而在于小麦价格的低廉。18世纪50年代，魁奈通过对农业活动的分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立了重农学派，指出只有放开管制，允许谷物出口，抬高谷物价格，才能使农民从丰收中获利，提高种植的积极性。18世纪六七十年代，财政总监贝丹、拉韦尔迪、杜尔哥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先后推进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逐步废除谷物管制。但在推行过程中，极端气候事件造成谷物歉收、价格上涨，引发食物骚乱。危机之时，疑商心态又露出水面，很多官员亮出自己一开始掩藏起来的立场，宣称自由化法令为商人垄断提供了机会，主张回归谷物管制体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疑商心态甚至发展为“饥荒阴谋论”。1768年秋天，骚乱群众张贴在墙上的布告写道：“我们不能把面包昂贵归咎为战争，也不能归咎为饥荒。我们根本没有国王，因为国王是谷物商人。”同年7月，巴黎一位叫普雷沃的教士代理律师无意中发现了拉韦尔迪政府与商人马利塞签订的协议，便认定找到了“谷物垄断”存在的证据，认为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大臣以国王的名义组成一个秘密联盟从事谷物垄断，饥荒和缺粮“都是由这些大规模垄断造成的”。从王公贵族、大臣、法官、文人到平民百姓，都对“饥荒阴谋”信以为真，相关记述见诸贵族或资产阶级的日记、不同层级的行政通信以及高等法院的文件中。而且，在革命酝酿和发展的过程中，“饥荒阴谋”言论不断升级，成为批判王权专制主义的素材，包括国王和官员在内的谷物垄断者作为人民之敌、人类之敌，被置于民族和公共利益的对立面。

    法国旧制度时期所具有的疑商心态表明，心态是一种长时段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形塑着人们的思想和情感。疑商心态在旧制度末期转变为“饥荒阴谋论”，发展成反专制主义话语，又说明它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会发生变异。因此，在心态史研究中，我们既需要把握心态在较长的历史时段内表现出的较为稳固的特征，分析这种惯性存在的原因，也需要探察在外部或内部力量的冲击下心态的演变轨迹。

    （作者：周立红，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