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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四六研究，既要面对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的偏颇史观，也难摆脱反骈重散的文章价值理念，故迄今涉足者殊少。清人谓“自靖康之难，中国文章载籍，捆载入金源，一时豪俊，遂得所师承”，复云“金之奄有中原，条教诏令，肃然丕振，故当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皆非虚语。事实上，中原文化的广泛传播的确为金源文坛的兴盛提供了可能，而北国骈辞与南宋四六藻俪竟爽的艺术契机也隐含其中。虽说宋金对峙，风俗各异，但欧、苏文脉的北向延展，却造就了金代四六明畅疏朗的风韵与体格。
一
金虽用武得国，一代制作却能自树于唐、宋之间；欧阳修“以文体为对属”，“不用故事陈言”，无疑为金源文臣的四六文撰写树立了榜样。从《金文最》《金文雅》所收的制诰表疏来看，金国词臣绍继欧公文法者不计其数。
章宗朝主盟文坛的党怀英，不仅“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的洒脱情态宛如欧公，其文亦“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赵秉文尝曰：“故翰林学士承旨党公，天姿既高，辅以博学，文章冲粹，如其为人。当明昌间，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公之未第时已以文名天下，然公自谓入馆阁后接诸公游，始知为文法以欧阳公之文为得其正。信乎，公之文有似乎欧阳公之文也。”党公四六如《请照公和尚开堂疏》所谓“驰求者，将头觅头；演唱者，以指喻指。世道交丧，源流益微。故对病用药，须赖良医；而运斤成风，必归善斫”云云，句式变化洒脱自然，用典无迹，师承欧公文法的痕迹极其明显。章宗尝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其审美判断，或许正反映着一代风气。
《金史》所载“欧公体”表疏文字颇多，其作者才学或不够富赡，辞采亦稍乏宏丽，但“以文体为四六”的姿态却一脉相承。如金世宗将幸金莲川，梁襄上疏极谏曰：“臣闻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篱也；壮士健马，坚甲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是废其籓篱也。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臣知其必羸瘠矣；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虽然是偶对骈辞，却能尽显“古文”韵致。另据《金史·韩玉传》载，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华州李公直谋举兵入援。韩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檄文之作贵在铺陈利害，感动人意，作者多重事典，以彰博学；然韩玉所撰义正词严，不为事典所累，披肝沥胆，直以气势取胜，可谓深得欧公风神。
何焯尝云：“欧公四六，对属流转，变化有如弹丸，而矫枉已过，学之太枯，不若子瞻尚多风致。”然党怀英等人取法欧公，所撰表疏檄文以理为辞，曲尽情事，属对自然，并无偏枯之弊，是知善学者方能得其师也。
二
宋金时代在“苏学盛于北”的潮流激荡下，东坡四六在北中国地区的影响颇为深广，袁桷称“金源诸贤只此一法”，钱谦益谓金国文臣“咸知规摹两苏”，皆谓此也。
苏轼善用经史原句，以散文长句构为偶对，叙事达意略无艰难牵强之态，这种“出于准绳之外”的四六文法，得到了完颜素兰、王寂、赵可、王庭筠、周昂、李俊民、赵秉文、王若虚及元好问等金源文臣的膜拜与效法。赵秉文称苏轼为“坡仙”，谓“南宫玉堂鬓成丝，鸿文大册帝载熙。入海簸弄明月玑，归来貌悴文益奇。荒坟不朽骨与皮，何况闻望江河驰。壁间倏睹轩须眉，无乃示吾横气机。裹粮问道往从之，人言画图君绝痴”。更有甚者，他还自比于东坡之子，谓“小坡著号似前身”，崇仰之情深切不疑。史载“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同年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类似说法绝非向壁虚构，观《滏水集》所载四六，从容娴雅，能化古人原句以成偶对，如“以生民为心，不以细故而忽生民之命；以天下为度，不以私忿而伤天下之功”等，可谓取法东坡之铁案。王若虚亦为苏轼崇拜者，尝谓“东坡之文，具万变而一以贯之者也，为四六而无俳谐偶俪之弊”。他甚至不能容忍任何的诋苏微词，如《文辨》曰：“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虔诚的景仰必然会转化为文脉传承的内在动力，其所撰骈语以散句为对属，洒脱自然，深得东坡四六格法，“身虽寒而道则富，貌若鄙而心甚妍。庸夫孺子，皆得易而侮；王公大人，莫不知其贤”云云，即其显例。
元好问乃金末巨擘，他“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而四六创作仍未离东坡轨辙。观其所撰《拟贺登宝位表》《拟立东宫诏》《拟除枢密使制》及《拟御史大夫让枢密使表》等，散句长对，不贵事典，较之东坡四六，虽肌理稍粗，然气韵所存，亦不负“从公把犁[~符号~]”之深衷。《金文最》所辑四六出元遗山手最多，其疏朗韵致可与东坡四六相媲美者比比皆是。
有金一代以东坡为楷模的四六名家难以计数，如王寂文章“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体格亦足与滹南、滏水相为抗行”，其《谢带笏表》等四六文直率坦荡，可谓师法东坡之铁案。再如赵可“博学高才，卓荦不羁。天德、贞元间有声场屋。后入翰林，一时诏诰多出其手，流辈服其典雅”；李俊民“文章典赡，华实相副，字字有源流，句句有根柢，格律清新似坡仙”。他如王若虚舅氏周昂、章宗朝应奉翰林文字王庭筠等，皆奉苏轼为“仙”，四六之作步趋东坡绳尺，文法渊源亦有自来者。
三
四六文的兴盛与“词科”设置关系密切。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始设“宏词科”，应试者须“试诏、诰、章、表、露布、檄书，则皆用四六；诫、谕、颂、箴、铭、序、记，则或依古今体，或参用四六”。其法仿照赵宋词科，目的是改善“翰林旧人少，新进士类不学，至于诏赦册命之文鲜有能者”的金源结构。然同样是以四六为题遴选“非常之士”，金代“宏词科”应试者偏重唐宋名家之作，如章宗明昌二年（1191）四月，“学士院新进唐杜甫、韩愈、刘禹锡、杜牧、贾岛、王建、宋王禹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张耒、秦观等集二十六部”，明昌七年（1196）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薜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而与之同时，南宋词科名家则以杨亿、夏竦、王珪、元绛、王安石、王安中、汪藻、孙觌、翟汝文等人的四六文为撰述法式，应试之作必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南北异风，更能彰显欧、苏文脉北向延展的可贵。
据现有资料，金代中选“宏词科”者有卢元、郭黻、周询、张复亨、史公奕、李献能、梁持胜、魏抟霄及毛安节等，他们多以应奉翰林文字，承担着代撰“王言”的使命。如史公奕“程文极典雅，遂无继之者。累迁著作郎、翰林修撰、同知集贤院”。李献能“苦学博览，于文尤长于四六”，“在翰院，应机敏捷号得体。赵秉文、李纯甫尝曰：‘李献能天生今世翰苑材。’故每荐之，不令出馆”。梁询谊“文章豪放，有作者风。既擢第，复举宏词，为应奉翰林文字”。词科之设关涉金源四六的振兴，乃可知也。
在崇尚欧、苏的文化背景下，金朝“宏词科”的考官们虽亦明确“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但更看重欧、苏文章的经典示范价值。所谓科举之文“辞欲其精，意欲其明，势欲其若倾，故必探《语》《孟》之渊源，撷欧、苏之菁英，削以斤斧，约诸准绳。敛而节之，无乏作者之气象；肆而驰之，无失有司之度程”，即谓此也。据刘祁《归潜志》载：“贞祐初，诏免府试，而赵闲闲为省试，有司得李钦叔赋，大爱之。盖其文虽格律稍疏，然词藻庄严绝俗，因擢为第一人。擢麻知几为策论魁。于是举子辈哗然，愬于台省，投状陈告赵公坏了文格，又作诗讥之。台官许道贞奏其事，将覆考，久之方息。俄钦叔中宏词科，遂入翰林，众始厌服。正大中，钦叔复为省试，有司得史学优赋，大爱之，亦擢为第一，于是举子辈复大噪。盖史之赋比李尤疏，第以学问词气见其为大手笔。又赋中多用禽兽对属，众言‘何考官取此赋为魁？盖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号学优为百兽家。’俄学优对廷策中之，议者亦息。”毫无疑问，赵秉文和李献能的好恶取舍，清晰透露着词科程文能“撷欧、苏之菁英”的真实情状。
金代文坛英才辈出，篇章之富兼备众体，欧、苏文法的垂范与引领绝不以骈、散为限。文学史家独重“古文”，以为金人仰慕二公者唯在于此，不免偏颇。假使没有欧、苏文脉的北向延展，金源一代“朝廷典策、邻国书命”能否“粲然可观”，诚有可疑。
（作者：张兴武，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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