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上海，作家杨绛尝试话剧创作，一鸣惊人，几部剧作一经演出便受到观众和戏剧界的广泛欢迎。它们虽没有正面表现抗战，却从侧面显示出战争年代普通市民的顽强与乐观。用杨绛自己的话说：“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一夜之间，我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

    抗战期间，上海“孤岛”生活的艰辛，可以用杨绛在她的回忆录《我们仨》里的一段记叙来印证：“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日胜利之前……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日本人分配给市民吃的面粉是黑的，筛去杂质，还是麸皮居半；分配的米，只是粞，中间还杂有白的、黄的、黑的沙子。黑沙子还容易挑出来，黄白沙子，杂在粞里，只好用镊子挑拣。听到沿街有卖米的，不论多贵，也得赶紧买。当时上海流行的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从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随就接上一句叫卖声：‘大米要吗？’（读若‘杜米要伐？’）大米不嫌多。因为吃粞不能过活。但大米不能生吃，而煤厂总推没货。好容易有煤球了，要求送三百斤，只肯送二百斤。我们的竹篦子煤筐里也只能盛二百斤。有时煤球里掺和的泥太多，烧不着；有时煤球里掺和的煤灰多，太松，一着就过。如有卖木柴的，卖钢炭的，都不能错过。有一次煤厂送了三百斤煤末子，我视为至宝。煤末子是纯煤，比煤球占地少，掺上煤灰，可以自制相当四五百斤煤球的煤饼子。煤炉得搪得腰身细细的，省煤。烧木柴得自制‘行灶’，还得把粗大的木柴劈细，敲断。烧炭另有炭炉。煤油和煤油炉也是必备的东西。各种燃料对付着使用。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物质生活的困顿，却没有影响到杨绛与她的丈夫钱锺书一家人乐观的情绪。

    戏剧，特别是话剧，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样式，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文化消费。同时，上海地下党把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心放在戏剧工作上，组织了专业性的职业剧团，开展业余戏剧运动。仅1942年上海就有剧团20个，演出剧目89个；1943年先后出现的剧团有几十个之多，剧场20多家，演员达200余人，演出剧目近50个。

    当时文艺界、戏剧界的著名人士黄佐临夫妇和柯灵、李健吾、陈麟瑞等人先后主持了“上海职业剧团”“苦干剧团”等。通过陈麟瑞、李健吾二位的介绍，黄佐临夫妇、柯灵夫妇走进了杨绛的家里。那时，上海职业剧团已开张了一段时间，他们正在四处物色好的剧本。而在当时，写剧本的为数不多，“但一枝独秀，引起广泛注意的是杨绛。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璧，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柯灵：《衣带渐宽终不悔：上海沦陷期间戏剧文学管窥》）。

    1942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陈麟瑞请钱锺书、杨绛夫妇一起上馆子吃烤羊肉，李健吾也出席在座。大家围着一大盆柴火，拿着二尺多的筷子，从火舌里抢出羊肉夹干烧饼吃。据陈麟瑞说这是蒙古人的吃法，杨绛马上想起了李健吾剧作《云彩霞》里的蒙古王子与陈麟瑞（石华父）作品《晚宴》里的蒙古王爷。这两部剧作，当年上演时上座率很高。因为两部剧作中都有蒙古王子或王爷出现，杨绛便把剧中蒙古人吃烤羊肉与现实生活自然联系在一起了。

    席间，陈麟瑞、李健吾就鼓励杨绛：“何不也来一个剧本？”并且告诉她，黄佐临正愁没有好的剧本呢。杨绛觉得这话说得太远了，谦称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话剧，只是偶尔看几场戏罢了。

    烤羊肉的风味不易忘却，朋友鼓励的话也随之一再撩拨。杨绛不免技痒，她利用上课的业余时间，加紧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先送给住得不远的陈麟瑞看。经他仔细审阅后，又重新改写，随后这剧本就转到李健吾手里。

    没过多久，李健吾来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就排演，由黄佐临导演，李健吾也将粉墨登场，扮演徐朗斋这个角色。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排练，杨绛的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

    杨季康是杨绛的本名。当《称心如意》戏正式上演之际，需要印刷海报宣传品，李健吾要杨绛为自己起个笔名。

    这天，杨绛接到了李健吾的电话：“你运气真好！你那剧本给佐临看中了，已经在排演了，就要出广告了，署什么名字呀？”杨绛又惊又喜，生怕出丑，匆促中不及思索，就把学名“季康”二字切成了一个“绛”字，答说：“就叫杨绛吧。”

    从此，“杨绛”沿用至今，而“杨季康”反而不常使用了。用杨绛自己的话说，“一夜之间，我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

    杨绛步入剧坛，并非偶然。一方面她拥有创作戏剧的资质，一俟朋友的提议，其写作的潜质便激发出来。另一方面则来自杨绛对都市小市民生活的体验和知识分子生活的积累。上海这个大都市特有的新旧参半、土洋结合的生活形态，正是引发剧作家灵感的源泉。《称心如意》中的主人公李君玉，她的母亲不听外祖父的安排私自与穷画家结婚，失去本家的关爱而远离上海去了北平。李君玉在双亲谢世后，旋即被三位舅母招回上海，明说是要救助孤苦无依的她，实际上却是把她当作劳动力轮番使用。后来又怕李君玉的性格会给自己家庭带来麻烦，便像推磨似地把她从这家推到另一家。杨绛恰如其分地掌握了喜剧的技巧，充分揭示了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十里洋场中的小市民生活的灰色平庸，杨绛十分熟稔，剧作深入地表现了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尴尬、种种疲软，剧中人物身上的喜剧因素，折射出五光十色的社会万象。

    杨绛笔下的李君玉从北平投奔舅舅，由此引来一系列令人捧腹、使人心酸的遭遇。她的大舅舅赵祖荫是一个冷酷的银行经理，一向看不起李君玉的穷画家父亲，因而对李君玉颇为冷淡，然而大舅母不放心丈夫雇来的年轻妖冶的女秘书，便逼迫赵祖荫让李君玉顶替做秘书，以此来破坏赵祖荫与女秘书的关系。大舅父被逼无奈，自然于心不甘，对李君玉百般挑剔。同时，这位大舅母也嫌弃君玉，不让君玉住在她家里，于是匡称二舅二舅母想她，叫李君玉晚上住在二舅家。后来表哥赵景荪撇下三姨钱令娴，爱上了李君玉。二舅母怕李君玉迷住自己的儿子，便又把她推到四舅家。四舅赵祖懋待人不错，而四舅妈却是一个所谓“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只想挥霍丈夫的金钱，虽然没有子女，但也不想让李君玉闲着，要她带着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野孩子。赵祖懋生怕一家人因此不太平，便与李君玉设计，由君玉假造一封信给四舅妈，谎称赵祖懋外面有相好的女人，还有小孩子，以此打消四舅妈领养野孩子的计划，不料又引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先是四舅妈整天价看着赵祖懋，一刻也不离身，他走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这样李君玉在赵祖懋的家里也待不下去了。最后，李君玉被踢给舅公徐朗斋。孤女李君玉只能依靠自己的冰雪聪明，应对矛盾百出的局面。

    不料李君玉被这最后一踢，来了个好事成双，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结局。舅公徐朗斋是巨富人家，有钱有宅，却没有儿女，孤身一人，大家早就觊觎他的家财，争着想把儿女过继给他。偏偏老头子脾气古怪，一毛不拔，水泼不入，针插不进。三位舅母讨厌李君玉，她们商量着做成圈套，送她到徐朗斋处，料定她住不了三天。谁知事与愿违，李君玉被甩给徐朗斋后，反而命运发生转机，被徐朗斋收为孙女，成了继承人。而李君玉的男友陈彬如，恰巧是徐朗斋一个朋友的孙子。徐朗斋成全了他们，同意两人结合。这下子，不但李君玉的舅舅、舅妈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而且赵景荪的春梦也破灭了。李君玉做梦也没有想到世态炎凉，最后的幸运儿竟会是自己，真正是“称心如意”。

    杨绛果然功底深厚，出手不凡，初出茅庐便一鸣惊人，《称心如意》引来阵阵喝彩声。

    日本作家鹤见佑辅说得好：“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了泪的深味的人，这才懂得人生的笑的心情。”杨绛写的就是这种含泪的喜剧，因为是用泪水稀释过的，故而笑得含蓄蕴藉，这种笑带有无穷的意味。复旦大学教授赵景琛在《文坛忆旧》一书中写道：“杨绛女士原名杨季康，她那第一个剧本《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李健吾也上台演老翁，林彬演小孤女，我曾去看过，觉得此剧刻画世故人情入微，非女性写不出，而又写得那样细腻周至，不禁大为称赞。”

    当年导演该剧的是名家黄佐临，有趣的是他女儿黄蜀芹在20世纪80年代，将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父女二代导演，与杨绛、钱锺书一家艺术结缘，成为佳话。

“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

    随着《称心如意》的成功，杨绛一鼓作气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弄真成假》完成于1943年10月。在这部戏剧中，杨绛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再现了20世纪40年代社会变革时期的社会风俗图，刻画了周大璋这一人物形象，剧作家对他爱恨交加，既鞭挞又不乏同情。她最为关切的是普通人习而不察或者不予深究的东西，她所揭示的也正是他们身上可悲而可笑的喜剧因子。

    《弄真成假》中的男主人公周大璋一表人才，却家境贫寒，他和寡母无法生活，只得寄居在妹妹婆家开的杂货铺的小阁楼里。周大璋原本在一家保险公司就职，但他吊儿郎当，不好好工作。他为了取得地产商张祥甫女儿的巨额陪嫁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抛弃了原来的情人张燕华而取悦于张祥甫女儿张婉华。张燕华本是张祥甫的亲侄女，寄身叔父家，形同女佣，她也拼命打算改变自己的处境，幻想嫁给自诩为官宦世家的周大璋后会有转机，结果离开了叔父，却住进了周家寄住的小阁楼里，这样的结局，使周大璋、张燕华“弄真成假”。

    杨绛在这一部剧作中，语言幽默适度，笔调温和客观，注重从人物的心理、言谈举止、表情肖像上面来寻找喜剧性。她运用语言的才智使人联想到钱锺书《围城》中的奇言妙语。比如张祥甫太太的侄儿冯光祖就是一个例子。冯光祖身为教授，学究气浓厚，他抱怨女佣把他的衬衫纽扣弄丢了，对女佣说：“唉，杨妈，我跟你说过——你得先研究这扣子为什么爱掉；知道了原因，才能防止结果——千针万针没有用。纽扣怎么会丢掉，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烙铁烫坏了线；第二是你的线拉得太紧，应该纽扣底下长一个脖子；第三……”女佣说：“从来没见过纽扣底下长脖子。”在这里，杨绛巧妙地凭借性格语言，将人物从生活的矛盾冲突中凸现出来。

    话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当年在上海非常卖座，好评如潮。杨绛在《弄真成假》完成后不久，又创作了另一个剧本《游戏人间》。可惜该剧剧本如今找不着了，向杨绛本人打听也是如此。《杨绛作品集》附录的《杨绛著作书目》亦未予列入。不过赵景琛的《文坛忆旧》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均有记载，当时上海出版的《杂志》《小天地》上还有人为此剧写过评论。

    《风絮》是杨绛唯一的一部悲剧作品，最初发表在抗战胜利不久，郑振铎与李健吾合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上，连载于该杂志的第三、四期合刊和第五期。

    《风絮》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背景是青年知识分子方景山热衷社会改革，带了妻子沈惠连到乡间创办事业。他一心扑在事业上，由此不仅冷落了妻子，也得罪了地方势力，于是被诬陷入狱。经过友人唐叔远和妻子的共同营救，终于获救，戏便是从方景山出狱演起。

    一年的铁窗生活使方景山被磨炼得斗志弥坚，他正要东山再起，却万万没有料到，在营救过程中妻子沈惠连已移情别恋，主动追求唐叔远；唐叔远则迫于友人之妻不可欺的道德压力，始终压抑自己对沈惠连的感情，一再婉拒。没有屈服于恶势力的方景山，却经受不住爱妻情变的打击，留下遗书欲沉潭自尽。唐叔远见到遗书，以为友人已殁，便与沈惠连拥抱在一起，然而被拥抱的沈惠连却又觉得是自己害了方景山，所以毫无如愿以偿的欢愉。这时从潭边回头的方景山追到沈唐两人面前，声言要和沈惠连同归于尽，不然就枪杀唐叔远，再与沈惠连重归于好。戏到这里，沈惠连突然夺过手枪朝自己连击数弹倒下了，方景山失声痛哭，唐叔远呆如木鸡，帷幕徐徐落下。

    这出戏渲染了方景山、沈惠连和唐叔远三个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三个好人酿出一场悲剧。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某个小人或恶棍，也谈不上什么腐朽制度。他们仿佛坠入一口深不可测的感情陷阱。唐叔远哀叹：“唉，咱们是戴着眼罩拉车的马，蒙着眼赶路。谁知道天的安排。”沈惠连接着叹道：“天要把咱们俩放在一起，为什么又叫咱们认识。一生太短了，不能起个稿子，再修改一遍。”杨绛起剧名“风絮”正是点明人生不能自主的含义，是对人生的探索，纵然没有现成的答案，也让人回味再三。

    如果说，杨绛之前的两部喜剧，是对自私、虚伪、势利和粗鄙的人情世态的尽情嘲讽、竭力鞭挞，显示了道德谴责力量，那么《风絮》则由社会批判转向了人生探索，引起的是对生活的品味和思辨，更深沉，更耐人咀嚼。两个喜剧，把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裂得痛快淋漓，取得了相当成功的舞台效果，而《风絮》则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得同样毫不留情，它给予观众的心灵震撼不逊于前者。

    不过，杨绛的戏剧代表作还是当推前面两部喜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它们在当时的剧坛上反响很大，受到观众的追捧以及夏衍、柯灵、李健吾、陈麟瑞、黄佐临等人的高度评价。夏衍说过，他1945年从重庆回到上海，看到杨绛的剧本，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现代戏剧大家、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对杨绛的《弄真成假》赞不绝口，他有如下的说法：“假如中国有喜剧，真正的风俗喜剧，从现代中国生活提炼出来的道地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是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文学里面，《弄真成假》将是第二道纪程碑。有人一定嫌我过甚其辞，我们不妨过些年回头来看，是否我的偏见具有正确的预感。第一道纪程碑属诸丁西林，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将欢欢喜喜地指出，乃是杨绛女士。”这一大气的评论，真是说得酣畅淋漓，痛快之极！

“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

    多年以后，柯灵在评价抗战期间的戏剧创作时指出，杨绛的喜剧中的“各式人等，无论上层下层，都是我们在旧中国随处可见的人物，只是作者挑精拣肥，经过选拔，把他们当作样品搬上舞台，公开展览。对那些名门望族的绅士淑女，是透过衣冠楚楚的外表，脱衣舞似的细细剥露他们又丑又脏的灵魂（但其中也很有些风趣盎然的形象）；对那些蓬门小户的男女老小，是带着深厚的同情，指出他们盲目的营营扰扰，可笑可悯，怜惜地抚摸他们的伤痛。解剖的锋芒含而不露，婉而多讽。这是作者深入生活，体察人生的结果，出发点是对人生的热爱，所以精神上站得高，看得透彻”。所以，杨绛的剧本具有错综复杂的纠葛，有趣的场面，真实丰富的细节，层出不穷的笑料，可谓美不胜收。作者老到的叙事技法，驾轻就熟；剧情的进展，如行云流水；语言通体灵动，是纯粹的民族风味，没有掺杂丝毫的杂质。这是一曲笑的凯歌，完全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艺术的胜利。

    杨绛著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后被收录在孔另镜主编的《剧本丛刊》之中，由世界书局出版。《称心如意》，1944年1月初版，系《剧本丛刊》第一集之一种。《弄真成假》1945年1月初版，系《剧本丛刊》第四集之一种。杨绛著戏剧《风絮》，1947年7月初版，由上海出版公司印行，系《文艺复兴丛书》第一辑之一种。《风絮》后又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的《杨绛全集》第5卷。

    《称心如意》出版后，杨绛曾对它“做了些字句上的修改”，据杨绛自称，修改完成后，剧本“搁置多年，已‘土埋半截’，不再挂在心上”。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编辑同志要把《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重印再版，杨绛就“把久藏的修改本交出去”。1982年12月，《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编辑委员会将杨绛的《称心如意》与《弄真成假》两部喜剧结集为《二种喜剧》，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艺丛书》第一辑其中一册，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杨绛在其《喜剧二种》的《重版后记》中谦称，剧本“缺乏斗争意义”，“不过是一个学徒的习作而已——虽然是认真的习作”。她还指出：“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2007年，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京沪两地的话剧团体，联袂复演了杨绛的“喜剧双璧”《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杨绛悉知后，喜不自胜，援笔而写：

    六十四年前，我业余学写的话剧《称心如意》上演，由戏剧大师黄佐临先生导演，演出很成功。一夜之间，我由杨季康变成了杨绛。这年秋天，我第二个喜剧《弄真成假》上演，也很成功。抗战胜利后，我改行做教师，不复写剧本，但是杨绛在上海戏剧界还没有销声匿迹。

    ……我曾写过一篇“废话”《隐身衣》，说隐身衣并非仙家法宝，人世间也有：身处卑微，人人视而不见，不就没有了吗？我不合时宜，穿了隐身衣很自得其乐。六十多年只是一瞬间，虽然杨绛的大名也曾出现过几次，这个名字是用水写的，写完就干了，干了也就没有了。英国诗人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慨叹自己的名字是用水写的。他是大诗人啊！我算老几！

    想不到戏剧界还没忘掉当年上海的杨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2004级3班的同学，为了纪念中国话剧百年诞辰，选中了六十四年前杨绛处女作《称心如意》，于今年六月三日至十日，在中央戏剧学院北剧场演出。十一月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上海滑稽剧团又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杨绛的《弄真成假》。这两个喜剧，像出土文物，称“喜剧双璧”了！我惊且喜，感激又惭愧，觉得无限荣幸，一瓣心香祝演出成功。承他们抬举，还让我出头露面，说几句话。可是我这件隐身衣穿惯了，很称身；一旦剥去，身上只有“皇帝的新衣”了。我慌张得哪还说得出话呀！好在话剧上演自有演员说话，作者不必登场。请容我告饶求免吧。谢谢！

    时隔半个多世纪，曾于1943年在沪引起轰动的喜剧《弄真成假》，2007年11月15日再次重回上海的舞台，再现上海“孤岛”沦陷时期的生活风貌。此番公演是由上海文广演艺中心出品，上海滑稽剧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献演。

    专业人士认为，从戏剧本身来说，杨绛写于半个多世纪前的《弄真成假》在剧本里体现出来的情爱观、价值观和金钱观同今天的人们几乎惊人的一致，因此，上演《弄真成假》也有观众基础和现实意义。

    （作者：罗银胜，任职于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著有《百年风华：杨绛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