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所见文献析出现象

    作为文献著录和考证的一个常用术语，文献析出亦即从母文献中分析出子文献，二者单独别行并流传于世。这种文献学现象在训诂学著作中较为常见。《洪范》之于《尚书》，《中庸》之于《礼记》，都是早期文献析出继而被单独作注的典型案例。两汉以来学术弥繁，文献析出于是更多，《隋志》往往著录之，其形态不拘一格，原因亦不尽相同，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屡有分析。

    笔者以为，判断文献析出与否，必须彰明子文献与母文献之间是否真正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据郑樵《通志·校雠略》：“《隋志》于礼类有‘丧服’一种，虽不别出，而于《仪礼》之后自成一类，以‘丧服’者，《仪礼》之一篇也。”毫无疑问，《丧服》为《仪礼》之析出文献。而《隋志》著录的《丧服经传》等六十余种注著，则是《丧服》单篇在析出之后的训诂学成果。这些注著与《仪礼》原典之间，因其并不构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故而不属于文献析出。

    抑又，子文献与母文献虽然构成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但是缘于母文献传播、散佚所致的文献缺本、佚存本等，亦不应视为析出。譬如，《隋志》子部医方类附注梁有《甘濬之癕疽耳眼本草要钞》九卷。同类著录甘濬之撰《本草要方》三卷。姚氏《考证》认为，后者“似即上篇所注梁有九卷之佚存本”。那么，甘氏《本草要方》不应属文献析出。

    尽管如此，文献析出理应包含一种特殊情况，亦即依照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从某种著作中提取部分内容并整合成为新文献。譬如，干宝撰《周易爻义》一卷从干宝注《周易》十卷中析出，《李譡之本草经》一卷从《李譡之药录》六卷中析出，等等。那么，如何区分属于文献析出的节本与不属于文献析出的缺本、佚存本？笔者以为，不惟看子文献是否与母文献构成部分与整体关系，还应取决于是否因为某种动机、规则以及逻辑，子文献从母文献中被人为地分析出来，以及子文献是否在被分析出来之后形成了另一种新的著作。

    余嘉锡《古书通例》认为，古书单篇别行不外乎三种情况：“一为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二为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三为本是全书，后人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也”。余先生所言，已涉及《隋志》著录文献析出的主要类型。这里根据实际，亦将《隋志》所见文献析出大致分为三种：

    其一，单篇文献从著作中析出。此为文献析出之常态，其出现时代最早，且牵涉数量最多。其中酌情可信者，包括戴德撰《夏小正》一卷从戴氏撰《大戴礼记》十三卷中析出，梁武帝撰《毛诗发题序义》一卷从萧氏撰《毛诗大义》十一卷中析出，诸葛亮撰《论前汉事》一卷、《诸葛武侯集诫》二卷、《诸葛武侯诫》一卷、《诸葛亮兵法》五卷等从《蜀丞相诸葛亮集》二十五卷中析出等二十余种。这些文献析出涉及余先生所谓前两种情况，其中第二种特指文献单篇多种从别集或总集中析出。单篇文献从著作中析出包含着一种特有现象，亦即序目从原著中析出别行。从经学史看，单篇文献析出往往造就大量的训诂著作。

    其二，新文献从著作中提取并整合。此为文献析出之亚态，数量亦有不少。其中酌情可信者，包括范晔撰《后汉书赞论》四卷从范氏撰《后汉书》九十七卷中析出，《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一卷从陈卓定《天文集占》十卷中析出，谢灵运撰《诗集钞》十卷、《杂诗钞》十卷、《诗英》九卷从谢氏撰《诗集》五十卷中析出等近二十种。新文献从著作中提取并整合，与余先生所谓第三种情况较为接近。而详观案例可信者，得见音训类、图赞类文献较具特色，它们往往依据一定的规则和逻辑，从原著中萃取部分内容，然后重新整合形成新著，其中包含甄选、重编等行为。

    其三，单著于丛书中析出别行。此种余先生虽未直接论及，但亦间接比附。依据《隋志》著录，陆澄《地理书》一百四十九卷与《山海经》二十三卷等地理文献，任昉《地记》二百五十二卷与《三辅故事》二卷等地理文献之间，构成了析出与被析出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所谓“以数人之书合为一编而别题以总名”之说，恰恰指明了这种丛书与单行本之间构成文献析出的典型现象。《隋志》著录徐邈撰《周易音》一卷、《古文尚书音》一卷、《毛诗音》二卷、《礼记音》三卷、《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等从徐氏撰《五经音》十卷中析出，亦属单著于丛书中析出。

    《隋志》所见文献析出现象，有其存在的必然缘由，兹归纳其原因为五种：

    第一，早期文献的单篇流传，致使结集与析出先后进行。古人因事为文，随即传世。作为早期文献载体的竹简，因其容纳字数有限，致使书籍多为单篇流传。文献单篇非作于一时，在需要结集时再加以整理，同时不妨其析出别行，成为重要的训诂对象。以《礼记》为例，其四十九篇本单篇流传，收入《礼记》后又从中析出单篇别行，形成诸家训诂之作。全祖望《答朱宪斋辨西河毛氏〈大学证文〉书》亦指出：“古人著书原多以一二篇单行，《尚书》或只用《禹贡》《洪范》，《仪礼》或只用《丧服》，《大戴礼》或只用夏时，即《礼记》之四十九篇，或以《曲礼》，或以《檀弓》，或以《乐记》，固未尝不以专本也。”所论切中肯綮。

    第二，因其学术价值不凡，子文献被析出成为训诂对象。文献析出通常关联着一种学术价值或意义的理性考量，子文献往往得到训诂学家的充分关注，借此彰显析出发生的必要性。譬如，项岱注《幽通赋》从项氏撰《汉书叙传》（注）五卷中析出，姚氏《考证》曾加以论证。亦以经部礼类文献为例，《礼记》大多数篇章之所以容易析出，固然取决于文献单篇流传。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单篇别行篇章内容精善完整，文化功能较为突出，均为《礼记》相关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同样，《隋志》著录为数众多的“丧服”类注著，往往基于《丧服》从《仪礼》中析出。这一方面缘于作为单篇文献的《丧服》已在流传，另一方面取决于《丧服》析出的必要性。

    第三，母文献结构之特殊组成，让其部分析出成为可能。众所周知，古代某些文献并非一人所作，而是依凭众家之力完成，必然在生成上表现出阶段性和时代性，在体制上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结构组成，其中某部遂易析出别行。譬如，《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周易正义》则由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其中王氏注六十四卦，韩氏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三卷，故韩氏注著析出别行。与此相关，母文献生成的世代累积，亦容易造成部分结构内容之析出别行。母文献结构上合乎学理的逻辑构成，同样容易造成部分内容析出别行。应劭撰《汉书集解音义》二十四卷从应氏集解《汉书》一百一十五卷中析出，刘徽撰《九章重差图》一卷从刘氏撰《九章算术》十卷中析出，即分别属于上述两种情况。

    第四，名利驱使学者离析篇目，后世目录学家不复考辨。傅崧卿《夏小正戴氏传序》所谓“进书者多离析篇目”，即缘于此种历史背景。人为“离析”是产生文献析出的方式之一，亦是文献学史上的普遍现象和时代规律。据《隋志》总序，唐前文献典籍虽历经数厄，而帝王汇聚图书之举亦见常有。政府行为往往让名利之徒乘隙钻营，从而造成离析篇目的主观行为。然而离析篇目者，亦必为学有专长之人，因其充分考虑母文献结构和析出方式。这里，序目单篇从母文献中析出，通常成为离析篇目的常见模式。刘炫注《春秋左传杜预序集解》一卷从刘氏撰《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中析出，挚虞撰《文章志》四卷从挚氏撰《文章流别集》六十卷中析出，亦即如此。序目单篇与原书同被著录，是因为《隋志》撰者直接抄录前代目录学成果而未加考证。

    第五，作为一代一家之学，音义从母文献中提取并且整合。《隋志》文献析出还牵涉更为具体的学术史背景。该志著录有百余家音义著作。于亭《论“音义体”及其流变》认为，汉唐之间，“典籍注疏，师弟授受，各有源流，尚一家之学。所习音读义训，经传旨归，皆有师法”，“音义实为传示一家之学训诂之旨”，而依据敦煌残卷抄录体式，“音义很可能经历了一个附着于文本，并未单独成篇的阶段”，“其后学者另纸顺序摘录被注之字，抄撮标注的字音字义，汇为一编，命之曰‘某书音’，卷背之音注，则称‘某书音隐’‘音义隐’，如此成为独立单行的书音，形成异于常伦的形式”。与此直接相关，前述单著于丛书中析出别行，亦有表现为音义体，足见音义训诂彰显出了某个历史阶段的学术风尚。

    《隋志》所见文献析出，因有子文献与母文献不归于同类者，由此暗合章学诚所谓著录“别裁”之法。章氏之说，明末祁承[~符号~]《澹生堂书目》已发其义端。汉代刘氏父子校雠群书，抑或涉及“别裁”行为，目录学家刘咸炘曾有论及。尽管如此，《隋志》这种情况应多属巧合，王重民在《校雠通义通解》中认为并非撰志者“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较为中肯。

    （作者：阳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