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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 星期一

    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

    作者:张瑞涛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 15版)

        “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文“philosophy”,其词根意为“爱智慧”,由日本“哲学之父”西周翻译成中文并传入中国。哲学的“个性”,是指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隶属特定的认知主体,从产生伊始便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个性”的哲学,则是指不同的认知主体基于自身的学思体悟和生命情趣,构思出的具有差异性的哲学流派。

        哲学的“个性”首先体现为民族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意味着,但凡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哲学思辨。中国人在创造独具特色农耕文明的同时,构建出了体现中国哲学“个性”的哲学,譬如“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形态,贯穿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之中,为各家各派普遍认同。

        哲学的“个性”还体现为时代性。哲学的“时代”并不完全是历史学以时间坐标为基准所断代出的人类历史发展时间段,而是基于“人文语境”的转化,立足“诠释文本”的转变,凸显不同“核心话题”的过程。因“核心话题”的不同,便有了哲学“时代”的差异。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演进历程中,智者们围绕道德之意、天人之际、玄冥之境、性情之源、理欲之辨等哲学话题展开大讨论,造就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由此显示出鲜明的“个性”。

        在民族的、时代的哲学“个性”演变历程上,不同民族的不同智者根据时代的人文语境,基于“自我”主体立场的体认、理解和表述,造就出不同的思辨逻辑和言说进路。当然,无论路径、方法如何不同,其彰显的共同的特定时代的核心话题却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主体差异对哲学话题体贴的多元性,便形成诸多“个性”的哲学。

        “个性”的哲学首先体现为智者的主体差异性和认知多元性。哲学是智者基于自身的生命感悟、心得体悟和学思勘悟对时代话题的追问,是认知主体的能力、实力、毅力、心力“四位一体”的和合过程:能力意味着智者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和思辨主动性的展开;实力意味着主体知识素养的培育和研究方法的丰富;毅力意味着主体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知难而进的志趣;心力则意味着主体人生阅历的品鉴与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体悟。可以这样说,智者的研究兴趣、求知欲是哲学研究的动力,为学志向与恒心是持续哲学研究的保障,学术素养、反思精神和观察视界是哲学逻辑结构创新的催化剂。所以,智者围绕时代话题,逻辑地阐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之“道”必然表现出“个性”的差异。就宋明理学而言,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都对“理欲之辨”这一话题进行思考,但因考察视域和解释立场的不同,便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张王气学,体现出多元化逻辑进路的“个性”哲学形态。

        “个性”的哲学还体现为开放性和创新性。哲学正在探讨的问题和可能要探讨的问题是开放的。哲学之思不是无病呻吟,必有其参照对象和未来路向,必有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如,在宋明理学工夫论问题上,程朱讲格物穷理,希图将“物理”自觉地开显为道德修养和心性义理,但弊于对具体“物理”的不懈追求,造成“游骑无归”的危险;王阳明即此展开以“良知论”为核心的道德革新,坚持“良知是自家准则”,认为只要把内在的道德至善充分外显,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气。到阳明后学,则多重本体而不重工夫,如王畿以良知为“现成”玄说,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落入狂禅的“道德虚无主义”;王艮从日用常行处指点良知,不重道德修悟,至李贽等,则抛却工夫,落入打破一切道德藩篱的“道德自然主义”。刘宗周批评道:“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而一是皆良;超杰者荡之以玄虚,而夷良于贼。”他继起而建构以“本心”为提挈的,即工夫即本体、本体工夫圆融的工夫论:“工夫用到无可着力处,方是真工夫。”“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工夫。”所以,尽管朱熹、王阳明、刘宗周都谈“工夫”,但因立意前提有异,故其破题入手和阐论进路并不相同,体现着“个性”的哲学思辨。

        哲学的“个性”与“个性”的哲学往往交织在一起。从相对的地域差别和中外之别而言,特定民族的哲学有其“个性”表现,诚如在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言之“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几个重要的文明古国几乎同时造就了影响后世的智者,中国出现了以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为代表的百家思想争鸣,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对人类精神的探求,古希腊则涌现出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先知”和“贤者”。但是,因对各自社会、人生、思想规律的解构与建构方式相异,即便是属于同一哲学“个性”时期的诸子百家哲学,也是由儒家哲学、道家哲学、法家哲学等不同“个性”的哲学共同塑造而成。这表明哲学的“个性”之中内含“个性”的哲学。再者,尽管诸子百家主体立场不同、哲学逻辑结构相异,如儒家言仁爱德治、墨家说兼爱非攻、道家论自然无为、法家谈法治术道,但它们都围绕“道德之意”这一核心话题展开,从而造就诸子百家哲学的“个性”。这也表明,“个性”的哲学无不体现着特定时代哲学的“个性”特征。

        (作者:张瑞涛,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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