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互聘书写的文学意义

    《南史》《北史》为初唐史家李延寿所修前朝正史。它们综合已往史书材料，书写了南北朝行人入南入北的经历，多角度反映了南北文化文学的碰撞交流过程，暗含了文学发展的推动力。史家在书写中展现出初唐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两部史书书写的南北互聘更多表现为展示才华、宣扬声威，文学的价值获得肯定。书中所记南北互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确实承担了具体的外交任务。如北周外交家杜杲曾经奉命出使南陈，送归在梁为人质的陈安成王顼，与陈建立了良好关系。后在华皎投周，双方关系紧张、东南骚动之时，他再次入陈，与徐陵展开激辩，劝陈宣帝保境息人，缓和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得到陈宣帝的敬识。二是展示才华、宣扬声威。正如黄宝实在《中国历代行人考》一书中所认为的，此时行人之使命较少有直接的政治军事上的目标，展示才华的情况占互聘的大多数。如北魏孝文帝的宠臣李彪，曾先后六次奉命出使齐，显示了很高的个人才华，深受齐主萧赜的器重，“遂亲至琅琊城，登山临水，命群臣赋诗以送别”（《北史·李彪传》）。《北史·李谐传》同《魏书·李谐传》相比，一方面在篇幅、文字表达上更为精简，另一方面又加入了魏、梁之间的频繁交往。虽然删去了《述身赋》全文，删去了对李谐出使之辩的具体记载，但是李延寿增加了颇具画面感的材料：梁武帝萧衍听闻东魏使臣李谐之才，亲自会见。完毕，他目送李谐离开，对左右臣子感叹道：“朕今日遇勍敌，卿辈常言北间都无人物，此等何处来？”充分表现了对李谐文才的喜爱与肯定。

    两部史书在书写南北互聘时，突出使者与接待者之间进行交流的主要形式为辞辩。李延寿多次完整细致地保留双方的辞辩过程亦反映出他对辞章机变的认同，对南北文学交流的认同。从辞辩的主体看，主客双方能代表各自的政权坐下来交流本身是需要博学有才辩的，如刘绘、王融均是因为有才辩而担任主客郎，负责接待使臣的任务。萧琛因为机智地引《诗经》作答而使得李彪接受劝酒。付縡奉命出使北方，接待者为薛道衡。他赋诗五十韵，薛道衡和之，一时传为南北美谈，充分展示了二人的文才。再结合《南史》本传，可见付縡“幼聪敏，七岁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长好学，能属文”，且“为文典丽，性又敏速，虽军国大事，下笔辄成，未尝起草，沉思者亦无以加，甚为后主所重”。可以说，文采风流正是他能够活跃在互聘舞台上的重要条件。《北史·李谐传》甚至在书写南北交融盛况的时候暗暗说明了东魏与萧梁之间交往的原则：南北通好，务以当世之俊才承担交流之责。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了那个时代对辞辩之才的重视，另一方面亦可看出李延寿对辞辩主体文学素养的关注。

    从辞辩的内容来看，两史所记有直接反映文学创作交流的。《南史·王融传》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南齐书》中王融奉命接待北魏使臣房景高和宋弁的一段。房景高得知主客郎为王融，马上提出想一览他所作《曲水诗序》，原因是《曲水诗序》文名远播，在北魏就被传胜过颜延年的同题作品。王融欣然展示其作。后日，宋弁经过仔细阅读后才于瑶池堂发表感慨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主之盛。”一方面可见宋弁对《曲水诗序》的评价之高，另一方面亦见宋弁、王融、房景高对作品的尊重和喜爱。此外，两史所记辞辩往往多有文采，多引诗句而论。王融在宋弁盛赞下的自谦之语“皇家盛明，岂直比踪汉武，更惭鄙制，无以远匹相如”就颇见辞句之工。《南史·萧琛传》所写萧琛劝酒之辞就引用了《小雅·大田》的诗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北史·李彪传》记齐主亲自接见李彪，双方以阮籍诗歌对答表达心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精彩的辞辩在事后经过润色加工变成了具有文学意义的作品。《南史·刘绘传》明确记载接待使臣结束后会撰写语辞，亦提到润色问题。《南齐书·王融传》将《甘露颂》及《银瓮启》《三日诗序》《接虏使语辞》并列，说明《接虏使语辞》应该是书面整理的文字材料，而《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梁魏周齐陈皇朝聘使杂启》九卷也与南北互聘的辞辩相关。在辞辩过程中，双方继承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扬礼乐精神，虽各为其主、逞才使气，但也气氛融洽、互相激赏，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两部史书对南北互聘主体的书写相较前史具有更强的综合性，与初唐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合。作为初唐所修的重要史书，《南史》《北史》在书写中重申了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树立的合南北之长、文质彬彬的文学理想。它们不避重复地将文学地域性与文质相对应，循着回归文学传统、注入时代新声的路子，强化了初唐文学文化的整合特性。李彪这一互融主体在《魏书》与《北史》中均有专传。二书对李彪生平经历的书写基本一致，史臣的评价也大体相同，主要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魏书·李彪传》非常完整详尽地记录了孝文帝时李彪所上封事七条表和宣武帝登基后上表，而《北史·李彪传》对此进行了节选，在语言表达上更为精练，符合初唐时期文质并重的总体追求；二是宣武帝即位后，《魏书》记“彪自托于王肃，又与邢峦诗书往来，迭相称重，因论求复旧职，修史官之事，肃等许为左右”，《北史》则更为完整地记录了李彪的交往圈子——除了《魏书》所记的邢峦之外，还有“清勤在公，夙夜匪懈”的政治家郭祚，有被孝文帝称为“今日之文宗”并和李彪编过魏史的学者崔光，有“石经”之誉“经学精洽”的儒师刘芳，有得到三朝器重、“颇学经史，称有刀笔”的甄琛等。李延寿根据已有材料进行整合，尽力“还原”了李彪文才形成的文化背景，体现了史家的博大眼光，呈现了初唐文化整合的气质。

    综上，初唐史家李延寿在《南史》《北史》中书写南北互聘史实时，通过抄录、删减、增加等方式，曲折表达了初唐时期的文学理想，显示出南北文学文化的交流碰撞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体现了初唐文化整合的时代特色。

    （作者：安敏，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