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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中国早期的文学史意识

    作者:徐志啸 《光明日报》( 2020年10月17日 11版)

        一般认为,文学史意识的产生,始自欧洲,随后是日本,日本系受欧洲影响而生;而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文本,乃问世于19世纪末的欧洲(德国),继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史。对此,学界一般无异议。但港台学者黄维梁等曾提出,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已产生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有道理(主张这个观点的,还包括其他一些学者,但黄的观点最鲜明)。应该承认,中国本土在南北朝时期,已有了文学史的早期短篇文本,不过,笔者所要特别阐述的是,不光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时序》篇,且其《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也多处涉及了文学史,还有,与刘勰时代相近的沈约、萧子显、萧统等,也在他们的论著中,涉猎或表现了文学史意识。故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已具有了明显的早期文学史意识,而这个意识的产生远早于欧洲和日本。

        先看《文心雕龙》。《时序》篇毫无疑问,不仅涉及了文学史的意识,且作者以史的眼光,运用具体文字,系统地缕述了自上古迄南朝宋、齐历代——唐、虞、夏、商、周、秦、两汉、魏、晋、宋、齐的文学,包括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其中以《诗经》、楚辞、汉武帝时期文学为重点,完全可称为一篇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观点鲜明的文学史——只是描述与评判的文字较为简略而已。而且,在依历史顺序阐述的基础上,作者特别提出了具有文学史意味的著名观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也即,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情”与“时序”,这当中,包括政治条件、国家兴衰、时代风气、帝皇喜好、统治者文化政策、社会学术风尚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与历史文化条件。可以说,整篇《时序》的阐发中,都贯穿了这个中心观点。应该看到,《时序》毫无疑问具备了文学史的意识,可谓文学史文本的最简略呈现。这还不够,如读者认真浏览《文心雕龙》全书会发现,除《时序》外,其实刘勰书中的论述,有多篇涉及了文体的阐发,这是它们分属于各种不同文体类型的表述——自《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盟、铭、箴、碑、杂文、史传、论说等各种文体。这二十篇,分别阐述历代文坛所产生的各种文体,刘勰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文体分类的角度,作了具体细微的产生发展、各自特征及其代表作的阐述,这从今天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分体文学史的雏形。此外,《才略》篇按时代顺序,分别述及各代重要作家,也包含了文学史意味。有学者或许会认为,从刘勰本人当时的写作初衷看,他是结合文学历史发展的过程,阐发各种文体的特征、创作手法及其代表作,以作为《文心雕龙》旨在创作指导的具微展示——这话不错,但客观上,这些分文体阐述的篇章,无疑铺展了分体文学史的轨迹,具有了文学史的成分,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的雏形。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虽说属于对文学人物谢灵运的传记发议论,文中也阐述了沈约独倡的声律理论,但实际叙述的文字(前半部分),涉猎了战国至南朝历代文学的发展,且有精当的评论,不失为一篇简要的文学史,其中清晰透露了沈约个人朦胧的文学史意识(沈约此文开了后世史书中文学或文学家传论的风气之先)。试看文中所述,从“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开始,历述屈、宋“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王褒、刘向、扬、班、崔、蔡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至于建安”“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自汉至魏”“文体三变”,“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最后说到灵运、延年“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对这些属于前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代表作家(诗人)及其作品,沈约均作了精当的点评,包括他们各自的创作特色、共同的祖式风骚、相互之间的异同比较,以及前后的影响关系等,足可称为一篇简明文学史了。由此可见,其时的沈约,已具有文学史的眼光了。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受沈约影响,形式雷同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是文学传记的篇末议论,题目所涉范围似更广些,实际论述乃偏于汉魏六朝。文中从“吟咏规范,本之《雅》什”开始,历述曹植、王粲、李陵、张衡、曹丕、相如、扬雄……一路下来,点出他们各自的为文特色,以及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或影响,也是一篇极为简明的文学史,只是相比沈约一文,更着重于汉魏六朝时代,其所述及的作家顺序,似按文体形式,在汉魏间前后略有跳跃。在叙述古今文学发展的同时,萧子显提出了“新变”的观点:“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个观点,无疑是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作出的辩证判断,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规律——强调突出“新”与“变”,唯有“新”才是“变”,唯有“变”才能出“新”,而文学正是在这“新”“变”中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萧统《文选序》虽说是对其所编《文选》一书撰写的《序》,而其《文选》本身,则是萧统按自定标准编成的历代文选集子,但他的选家眼光中,不免透露了朦胧的文学史意识——依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与衡量文学的发展。《序》文从上古原始时代“文籍生焉”说起,历数诗、骚、辞、赋之代表作,其所述沿革变化,乃上古三代之文学发展简史。之后,《序》文特别概括了各种文体的写作特征——包括颂、箴、戒、论、铭、诔、赞等,从某种角度看,这体现了简明文体沿袭史之特色。当然,比起上述刘勰、沈约、萧子显,萧统的这种描述与概括,文学史的色彩与程度要薄弱些。

        从以上所述可见,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毫无疑问,实际上已具有了早期初步的文学史意识,虽然这种文学史意识,较之欧洲19世纪产生的国别文学史意识以及问世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确实显得简单且稚嫩,还远不具备系统的历史科学观念,且文本的呈现形式也比较简短,但不可否认,文学史的观念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公元5世纪前后)显已具备,且不是个别人,而是一批文人学者。他们在所撰写的文章中,呈现了较为具体的对文学发展的阐述(包括历代作家及其作品,以及文学特征的简单描述概括),蕴含了较为鲜明的能代表文学发展规律及特点的观念意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在南北朝时期,已具有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分析、阐述文学的规律性发展的能力,这显然属于早期的文学史意识。

        (作者:徐志啸,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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