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笔记,是指那些没有一定体例、信笔记录摘录而成的作品,是古代文献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具有很高的价值。自《全宋笔记》全部出齐(大象出版社2018年)以来,人们对笔记文献及其整理的关注度大大提升。早在2003年,傅璇琮先生在给《全宋笔记》写的序中就说:“可以期望,辽金元、明、清各朝笔记总集的编纂,当也能引起相应的关注。”就在《全宋笔记》即将全部推出之际,2017年,《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全元笔记”(或全辽金元笔记)的整理,也势在必行。
谈笔记,必谈宋代,因为宋代是笔记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清代四库馆臣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有言:“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伙,今总汇之为一类。”今人也高度重视宋代笔记,《全宋笔记》收书477种,确实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资料库。紧接宋朝的元代,笔记的情况如何呢?
元代承宋之后,笔记的创作进一步繁荣。据笔者做的文献调查,当前掌握的元代存世笔记,有269种846卷(辽金元三代存世笔记共287种904卷)。数量相当可观。人们对元代笔记的关注度如何呢?这里举人们熟知的两大笔记文献丛书为例,对比宋元明三代情况,可以说明问题(《全明笔记》项目组统计,明代笔记现存1045种)。中华书局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收宋代笔记58种,明代笔记26种,元代笔记3种,分别占目前掌握的全部笔记数的12%(宋)、2.5%(明),和1.1%(元)。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历代笔记小说大观》,收宋代63种,明代16种,金元两代5种。为什么人们的关注度如此不平衡呢?是元代笔记没有价值吗?恐怕不是。近代以来,史学家关注西北史地,元人的相关著述受到重视。1925到1926年,王国维校注了元人《北使记》《西使记》《长春真人西游记》《圣武亲征录》。这四种元人笔记,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未见于上述丛书。当然,以不同形式整理出版或影印出版的元代笔记,还是有一定数量,最著名的元代笔记,如《敬斋古今黈》《归潜志》《至正直记》《南村辍耕录》《草木子》,有单行校点本。一些有影响的丛书也收入若干种,如《山居新语》《乐郊私语》《山房随笔》等。收入《四库全书》,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出版而得以面世,如《困学斋杂录》《隐居通议》《湛渊静语》《日闻录》《勤有堂随录》《玉堂嘉话》《庶斋老学丛谈》《研北杂志》《北轩笔记》《闲居录》《雪履斋笔记》等。黄山书社《元代史料丛刊》史书类与子书类收了若干种元人笔记。大致说,目前一般可见的元代笔记,总数有七十多种,大约是存世数的四分之一。
元代笔记整理的欠缺,使得相关的研究难有客观全面的认识。目前元代笔记研究论著基本没有,在通代的笔记史论著中,一般是将元代前期一批记载宋代史事的笔记归宋,然后对元代笔记成就,作出有限肯定或是委婉否定的评价。其肯定成分,也显示出对元代笔记缺乏具体全面的了解。如认为元代笔记比较多的是琐记随笔,或逸事小说,这显然不符合元代笔记的实际。有学者肯定元代学术性笔记的价值,这是对的,但举作例证的,是《隐居通议》与《南村辍耕录》,却不举李冶的《敬斋古今黈》和方回的《续古今考》(尽管刘叶秋先生在其《历代笔记概述》中早就说过:“《敬斋古今黈》的内容,并不逊于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今按,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也成书于元代)。要对元代笔记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只有建立在对元代笔记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而元代笔记文献的全面整理,又是其前提。
元代笔记承宋之后继续发展。凡宋代笔记有的内容与种类,诸如读书摘记、生活杂录、文人趣事、艺术品鉴、朝政逸事、林下闲谈、诗话文话等,元代笔记无所不有。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航运、灾异、出使、世风、士风、掌故、风土、物产、演艺等,举凡士人生活涉及的领域,都在笔记中有所反映。元代笔记还有诸多不同于宋代笔记之处。如宋代笔记多文人闲暇随兴之作,明人有言:“(宋笔记)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谭……故一语一笑,想见前辈风流。”(桃源居士《五朝小说大观·宋人小说序》)在研究者看来,宋后笔记大致也是如此,其实不然。元代笔记多为文人着意撰著,早期北方刘祁的《归潜志》,南方刘壎的《隐居通议》,后期南方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莫不如此。就比较发达的史事记录类(刘叶秋名之为“历史琐闻类”)说,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强烈的存史意识,二是直书无隐。存史意识,如刘祁《归潜志序》所言:“独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今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诫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元人普遍具有较强的存史意识,当然也体现在笔记中。直书无隐,典型的如孔齐《至正直记》,书名既已可见。孔子有言“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齐却不如此,既不为父隐,也不为君隐。这在古人是不能接受的,四库馆臣批评说:“中一条记元文宗皇后事,已伤国体。至其称‘年老多蓄婢妾,最为人之不幸,辱身丧家,陷害子弟,靡不有之。吾家先人晩年亦坐此患’。则并播家丑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播家丑”的是卷一“年老多蓄婢妾”条,“伤国体”的是同卷“周王妃”条,该条言:“文后性淫,帝崩后,亦数堕胎,恶丑贻耻天下。后贬死于西土,宜矣。”尽管如此极端的例子在元代笔记中很少,但直书无隐,可称元代笔记的普遍特点。如刘佶《北巡私记》记元中书右丞脱火赤战败被擒,直书“脱公嗜酒,醉而踣于阵,士卒尽没”。中书右丞这样的堂皇大官,影响朝廷存亡盛大战事,却是如此荒唐人演出的荒唐剧,作者直言载录。直书无隐,大概只有元人能做到。
因其时代特征,元代笔记又具有独特价值。宏观上看,中华文化的多元与一体,读元代笔记可以真切感受。中华民族共同体之所以形成,多族士人对共有文化精神的认同,“海宇混一”形成的大国气象与时代自信,大元气象影响下的人文精神,都可从笔记中认知。具体说,元代疆域广大,中外交通发达,商旅与使者往来频繁,于是域外行纪、域外地志等,成为元代笔记中引人注目的一类。西北行纪如上举王国维校注的多种,南方与海上,则有汪大渊《岛夷志》、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徐明善《安南行纪》、黎崱《安南志略》、周致中《异域志》等多种。元人游前人不曾游之地,入前人不曾入之境,见前人不曾见之物,感前人不曾感之情,记录了前代笔记所不曾有的内容。比如,元代有一部《和林广记》,此书已佚,但有一些逸文保留在其他文献里。宋濂的《萝山集》中说:“《和林广记》所载:极西北之国曰押剌者,土地卑吉湿,近海,日不没,无昏夜,日唯向北,转过便曙。”这应该是关于北极白夜很珍贵的记录。类似的,则有周致中《异域志》所载骨利国:“其国一年天旋到此,天光返照一遍,国人谓之天门开,非也。”元代笔记中具有独特价值的还有不少,如人类第一次探黄河源的记录《河源记》(潘昂霄撰),记载元代海运的揭傒斯等《大元海运记》和危素《元海运志》等,都是有特色的文献。这些无疑都是很珍贵的。即使记录元人日常生活的笔记,其内容也丰富多彩。那么,全面整理元代笔记文献,是应该做且必须做的事了。
当然,元代笔记文献具有独特性,整理元代笔记也有其独特困难,应对和解决这些困难,也需要有相应措施,这里便不展开说了。
(作者:查洪德,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