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审判，因为我们逐渐成为保护我们文明世界不因为战争而走向毁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正义来惩罚那些已经造成并且给文明带来巨大灾难的个人，正义本身将沦为笑柄。”1946年6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季南的开场陈词掷地有声。

    74年后，最后一位在世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全程亲历者、上海海事大学教授高文彬9月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9岁。由此，在那场历时两年半之久的审判中，将日本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的1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谢世。

    那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当历史的身影渐渐远去，关于历史的记忆不容忘却。

    高文彬是上海人，1922年12月出生，法学家、翻译家、历史学者，上海民盟盟员。194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因东京审判的需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语翻译，经东吴大学教授刘世芳推荐，高文彬参加考试并被成功录取，自此与东京审判结缘。

    1946年5月，高文彬远赴异国，随身携带的，是几大箱从国内带去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资料，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的证据。法庭审判全部使用英语，摆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务是大量的翻译工作。由于工作出色，结束翻译工作后，高文彬被向哲浚检察官留下当秘书。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期间，年轻的高文彬与其他成员一道，配合中国检察组起诉、举证、辩论、庭审和量刑，最终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

    在东京审判上，中国代表势单力薄，那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据高文彬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仅派出了17人，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自始至终没有超过10人。当时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而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与此同时，此次审判涉及的55项罪行中，有44项与中国相关，中国是此次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牺牲最大的战胜国。当时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时间紧迫，人手奇缺，再加上大多数中国代表对英美法系不熟悉，更缺乏实践，抗战期间国内没有条件也无意识系统收集日本侵略罪证，而日本投降前后又迅速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搜集证据极为艰难……重任落在了中国检察组肩上。

    在翻看档案材料时，高文彬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在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今《每日新闻》）中，他发现了标题为《百人斩超纪录》的报道，文中写道，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少尉在从上海进攻南京途中，约定以先杀满100个中国人者为胜，因一人斩了105个，一人106人，决定重新开始150人竞争，报道配图就是南京大屠杀中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实照。这种惨绝人寰的杀戮“竞赛”，竟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当作一种荣誉大肆宣扬。高文彬立即将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作为中方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两人的证据。因为证据确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经法庭审判，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辩论、审讯和量刑，17位中国代表最后完成了一项又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日本战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认的1937年“七七”事变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说服了“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在他们再三坚持下，终于得以进入已被封闭的日本内阁和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寻找日本侵华战争罪证。

    让高文彬和中国代表们欣慰的是，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全体日本战犯有罪，并判决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判决书开头写道：“侵略是人类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战争罪行的总和与根源。”

    作为东京审判的全程亲历者，高文彬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审判。“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清楚，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东京审判那段历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没有听说过。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那段历史，非常有必要。”高文彬说，每一次回忆和讲述，都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

    如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中提供的重要证据。

    1979年，58岁的高文彬成为上海海运学院（现为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教授，主讲国际法、国际私法、海洋法等。1997年，已然退休的高文彬教授与同样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潘汉典、周枬、王名扬等知名教授一道，参与了《元照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这些平均年龄达84岁高龄的老教授，在缺少经费、办公场所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十余年细致认真的编撰，使得《元照英美法词典》顺利出版，成为法学领域的权威参考资料。

    “我这一生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是二战后参加东京审判，另一件是参与编纂《元照英美法大词典》。”高文彬曾这样对自己的人生作出评价。

    在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四楼的院史馆，陈列着高文彬珍藏了几十年的亲笔正楷书写的教案。他的一生，就是以自己所学的法律专长报效祖国的一生。

    （本报上海9月9日电 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