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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讲述】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艰辛历程中，一代代科学家以拼搏与奉献挺起民族脊梁、绽放时代之光。
铭记历史才能坚定前行，从抗战烽火硝烟中走过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今人注入了砥砺奋进的巨大力量。近日，中国科技馆、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联合地方科技馆等单位共同举办“红色记忆：抗战中的中国科学家”宣讲活动。结合这一活动，光明智库邀请四位科学家后人，讲述先辈的民族大义、爱国之行，共同感受并传承优秀知识分子“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科学家名片：苏步青（1902—2003），中共党员，我国杰出数学家、教育家。从事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研究教学70余载，创立了国际公认的浙江大学微分几何学学派。
“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
讲述人：苏步青之孙 苏泉
1919年秋，17岁的爷爷赴东京求学，次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毕业后，进入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继续深造。1931年初，爷爷以优异成绩从东北帝国大学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不久，他便回到祖国，在浙江大学任教。
1937年8月，日军轰炸杭州，西子湖畔一片狼藉。浙江大学一年级新生从9月上旬开始西迁。身为浙大数学系主任的爷爷，跟大家一道挑着书箱、行李，跋涉于山水之间。师生们一边逃难，一边利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间，在庙宇或山洞内上课。有一天，空袭警报响起，爷爷和4名学生躲进一个山洞，他说：“这里就是我们的数学研究室，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是广阔的。大家要按照确定的研究方向读书，定期报告、讨论……”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爷爷任浙江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教授，并主持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筹建工作。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他出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爷爷坚持科研与教学相结合，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数学人才。
爷爷从小喜欢读书，特别重视语文学习。在他看来，数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基础，而语文则是这个基础的基础。他提出，理工科学生也要读一点文史知识，因为通过读史，可以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激发为祖国而奋斗的热情。
爷爷常说，爱国主义是自己学习进步的强大动力。他在中学读书时，听老师讲中华民族受列强凌辱的历史，就产生了为国家争气的愿望。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有大学准备聘请他做副教授，但爷爷坚持：我是祖国送出来学习的，学成后，应该回去报效祖国。
爷爷经常收到一些青少年来信。这些学生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成绩却总是提不上去。深入分析后，爷爷指出：成绩差的主要原因是没找到好的学习方法。一般来说，成绩优秀的同学，大都能联系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到几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
“为学应须毕生力，攀高贵在少年时。”这是爷爷给浙江嘉兴一位中学生回信时写下的一句话，我想，他也希望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青少年朋友。
科学家名片：黄纬禄（1916—2011），中共党员，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著名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长期从事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理论与工程实践研究工作。
“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国家怎么办”
讲述人：黄纬禄之女 黄道群
1936年，父亲考入位于南京的原中央大学电机系。“七七事变”后，南京遭日军战机轰炸，原中央大学决定西迁重庆。在重庆，父亲和其他来自沦陷区的同学经济来源断绝，生活无依无着，全靠学校发放的救助金勉强维持。异常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却爱国热情高涨，一心为将来建设国家做好知识储备。
1943年11月，父亲通过了留英进修生选拔考试，到伦敦标准电话电缆公司实习。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天早晨，父亲走到公司门口时，发现大门紧闭，门外还有人低声哭泣。原来，就在片刻之前，一枚法西斯德国的V-1导弹落在工作间外5米处，5位英国同事遇难。饱经战争之苦的父亲，更坚定了科学报国的决心。
1947年10月，父亲回国后在上海的中央无线电器材总公司研究所任职。1949年年初，解放前夕的上海小道消息满天飞，父亲却安之若素，他期待着，在安定和平的环境中多出技术成果，使国家逐步强盛起来。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五院——中国的导弹研制机构成立，次年年底，父亲调入国防部五院二分院，负责导弹控制系统设计工作。从此，他把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全部倾注到航天事业之中，开始了自己的“导弹人生”。
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1964年6月，“东风二号”圆满成功……从东风一号到东风五号，导弹控制系统研制过程中，各个型号技术方案的确定、技术指标的改进、技术性能的提高、技术故障的排查，都饱含着父亲和所有研制人员的心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迎难而上、敢于胜利，以大无畏精神制造出“争气弹”，矢志把中国航天事业做大做强。1970年，父亲又踏上研制潜地导弹“巨浪一号”的新征程。
2011年7月的一天，已经卧床不起的父亲，艰难地写下了“传承两弹一星精神，勇挑民族复兴重担”16个字，赠予由南华大学组织的“两弹一星”红色夏令营师生。父亲常说，“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先想国家怎么办”。他忠诚报国、献身航天的坚定信念，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团结协作、集思广益的优良作风，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质，影响了很多人。
科学家名片：程开甲（1918—2018），中共党员，物理学家。我国核武器事业开拓者之一、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创建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任委员。
“我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讲述人：程开甲之女 程漱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来到浙江大学。开学不久，上海失守，杭州告急，日军步步紧逼。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领导下搬迁了6个地方，在贵州湄潭完成了7年的流亡办学。
在颠沛流离的办学途中，竺可桢做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著名演讲。他说，中国要想强盛，要使日本或别的国家不敢侵略中国，只有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别人是靠不住的。听完演讲，父亲写下两行字——中国挨打原因：科技落后。拯救中国药方：科学救国。
1946年8月，父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玻恩教授的学生。然而，旧中国的孱弱，让身在异国的父亲备受歧视，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擅闯解放军前线防区。解放军在多次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断然开火，“紫石英号”中弹30余发、升起白旗。看到此事的新闻报道后，父亲无比激动：“我第一次有‘出了口气’的感觉，走在街上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新中国的成立，让父亲看到了中华民族腾飞的希望。1950年，他毅然回国，开启了“忠诚奉献、科技报国”的人生。几十年后，有人问他，如何评价自己当初的决定？父亲寥寥数语：“我如果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更大的成就，但最多是一个二等公民身份的科学家。绝不会有这样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的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面对国家建设和国防的需要，父亲从没提过任何条件。1952年至1962年10年间，他做了4次重大转变，每次都放弃已有成绩，进入全新的领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党中央作出了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决策。196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父亲受命赶赴北京，成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队伍中的一员；1962年夏，又成为原子弹爆炸靶场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从此，他成功决策、组织、指挥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地下平洞、地下竖井等“6个首次”在内的30多次核试验。
地下核试验被称为“看不见的辉煌”，所有一切都被封在很深的地下。但对研究来说，必须了解地下核爆炸的现象及破坏效应。父亲当然知道核辐射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但为了科研需要，他提议：对地下核爆炸现场进行开挖。
第一次地下平洞核试验完成1年多后，洞内辐射和温度降低到一定水平。但地下核爆炸现场被开挖后，环境仍然凶险。父亲全然不顾，与技术人员一起，穿上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手套和安全帽，拿着手电筒，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通过实地考察取得了第一手重要资料。
1982年，第一次地下竖井方式核试验零时一过，父亲就走出主控站，坐车直奔爆心地表面。他赶到时，地面已经扬起尘土、出现裂缝，并产生强辐射。但父亲仍坚持在爆心上方的地表仔细察看后才离开。警卫员问：“首长，你不担心身体吗？”他说：“担心啊，但我更担心试验事业，那也是我的生命。”
每次作“两弹一星”精神报告，父亲都会说：“我们的核试验，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或者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完成的，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
科学家名片：朱光亚（1924-2011），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原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原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讲述人：朱光亚之子 朱明远
1938年6月，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托人将父亲兄弟三人送到重庆，继续学业。1941年夏，父亲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选择原中央大学物理系就读。
一年后，西南联大在昆明、重庆两地大学招收一、二年级转学生。父亲得知消息，立即报名参加考试。到西南联大报到那天，学校发给每个新生一份铅印的西南联大校歌。父亲回忆说，校歌让他激动不已。特别是那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每当唱起，心底就会激扬起一股向上的力量。
1945年8月，父亲毕业留校任物理学系助教，不久后，被选拔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那时，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父亲已经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加上抗日战争的影响，当他得知是国民党政府派自己去美国时，很不情愿。征求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人员意见后，才决定前去。1946年9月末，父亲与李政道、唐敖庆等人到达旧金山。刚踏上陌生的土地，一行人却被告知“美国政府决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研究机构，包括工厂等，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讶异之余，大家定下心来，分别选择了与原子弹技术相关的专业继续学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消息传到美国，中国留学生奔走相告。就在这一天，父亲决心回国。他在就读的密歇根大学及所在城市动员中国留学生：“祖国迫切地需要我们！希望大家放弃个人利益，相互鼓励，相互督促，赶快组织起来回国去。”
1949年末，父亲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我们该马上回去了”，并把这封信分送给美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同意者在信上署名。
1950年2月，父亲终于回到了祖国。1952年春，中央决定从国家机关、高等院校抽调一批政治可靠、英语水平高的优秀人才担任翻译，赴朝参加停战谈判。作为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父亲被选中。组织上要求对外保密。收拾行李时，母亲问：“到哪里去？”父亲含蓄地说：“到东北打老虎去！”
1959年7月1日，组织找父亲谈话，想调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父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祖国需要之际，吾辈当竭尽心力！
不久，35岁的父亲调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他回忆说：“在中国核武器早期研制工作中，我所起的作用，犹如一个瓶子口。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我这个‘瓶子口’来承上启下，有的还要经过筛选、过滤，摘其主要归纳上报。”
父亲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影响了一代人，九院机要秘书处的女干部张立敏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刚上班时，父亲请她起草一份报告。报告上交后被退回来，一个大大的红叉从头打到尾。她当时就落泪了。仔细一看，后面附着父亲自己工工整整写成的一份报告。仔细琢磨两份报告的不同后，张立敏明白了报告到底应该如何写。
父亲和我们聚少离多，在我们眼中，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他留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多，但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一生都学习不完。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张胜、詹媛、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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