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历史上的瘟疫与防疫

    回首数千年的文明史，瘟疫与人类社会相生相伴。瘟疫以其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有时甚至成为改变历史发展轨迹的转折点，决定国家兴衰存亡，文明盈虚消长。

    阿拉伯人生活的西亚北非地区史称“五海三洲”之地，地域广袤、人口繁盛、文明交汇、宗教共生。然而，恰因其紧扼水陆交通要道，宗教圣地众多，人员流动频繁，先后在此地建立政权的阿拉伯帝国、马穆鲁克王朝、奥斯曼帝国曾多次遭受疫病之害。瘟疫与防疫成为阿拉伯历史书写和医学著述的重要主题，众多阿拉伯古籍对此都有详细记载。阿拉伯人在与瘟疫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如隔离病患、消毒杀菌、设立专科医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医治手段和防疫方法，这些方法后来被介绍到欧洲及其他地区，为战胜黑死病等瘟疫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阿拉伯历史上，疫病流行屡见不鲜。据塔巴里等历史学家记载，阿拉伯帝国初期几乎每10年就发生一次瘟疫，有的大瘟疫使帝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公元638年，阿拉伯帝国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执政时期，耶路撒冷附近的村庄阿姆瓦斯暴发瘟疫，后蔓延至整个沙姆地区，约2.5万人死于这场瘟疫。阿姆瓦斯瘟疫使得新生的阿拉伯帝国遭到重创，连续两任叙利亚总督均死于这场瘟疫。穆阿维叶继任总督后，势力不断壮大，最终建立倭马亚王朝。公元688年，巴士拉暴发瘟疫，病亡人数多达20余万，史称“大瘟疫”。公元705年，沙姆地区和巴士拉等地再次暴发瘟疫。由于流行初期病患多为年轻女性，此次瘟疫由此得名“少女瘟疫”。公元748年，巴士拉暴发穆斯林·本·古太白瘟疫，此次瘟疫以第一个病亡者的名字命名，持续约3个月，每天死亡上千人。瘟疫频发加速了倭马亚王朝的衰落，公元750年倭马亚王朝灭亡。到14世纪，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也波及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据历史学家马格里兹的记载，“公元1348年2月，黑死病在埃及的传播达到顶峰，有时每天死亡达7000人”。

    古希腊-阿拉伯医学与中医学、印度医学并称世界三大传统医学体系，对欧洲医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阿拉伯医学的主要贡献包括创办医院、建立医学和药学学科体系、运用外科手术治疗等方面。瘟疫频发推动了阿拉伯防疫医学的发展，在疫病诊治和防疫研究领域，阿拉伯医学家贡献卓著，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提出隔离防疫理念。阿拉伯帝国初期便认识到隔离对防范疫病传播的重要作用。伊斯兰教经典“圣训”指出，“若外地发生瘟疫，切勿前往；若本地发生瘟疫，切勿离开”，“传染病患者切勿接触健康者”。对于当时肆虐阿拉伯半岛的麻风病，有“圣训”指出：“应像躲避狮子那样，远离麻风病人。”阿姆瓦斯瘟疫暴发时，哈里发欧麦尔正率军前往沙姆地区。获知疫情后，他立即率部折返，并下令封锁疫区。后来他又亲赴沙姆领导抗疫，采取了隔离防疫措施。幸存者被带至山区，分散安置。

    迁徙是倭马亚王朝常用的防疫措施。塔巴里在其名著《历代民族与帝王史》中记载，倭马亚王朝第十任哈里发希沙姆（公元723—741年在位）因瘟疫迁都拉萨法。波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所著的《贵族世系》中记载，为躲避瘟疫，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与百姓一道迁居旷野。

    伊本·西那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医学隔离概念和措施的学者之一。在其旷世巨著《医典》中，他提出用“四十天隔离法”控制疫病传播。后来这一防疫方法由威尼斯商人引入欧洲，被应用于黑死病防控，即要求船员和乘客上岸前在船上隔离40天。英文中“隔离”一词，便源于意大利语词汇，为“四十”之意。再往前追溯，其词源为阿拉伯文“四十”，指的就是伊本·西那提出的“四十天隔离法”。此外，阿拉伯学者伊本·盖伊姆所著的《先知医学》，对隔离防疫的方式及其原因做了详细阐释，并确立了隔离防疫的基本原则。

    第二，病理研究。阿拉伯医学家最早对疫病做出定义和分类，将快速传播且传染源已知的流行性疾病称为“沃巴”，将传染源未知、致死率高且无法治疗的严重疫病称为“塔乌”，并据此提出不同的防疫和治疗方法。

    伊本·西那是世界上首位对瘟疫致病原因做出科学论断的医学家。他在《医典》中指出：“鼠疫、天花等疫病的致病源是肉眼看不到的病原体，可通过水、空气和土壤传播。”另有多位亲历黑死病的阿拉伯医学家，就黑死病的预防和控制做过专门研究，并取得重要成果。安达卢西亚医学家伊本·哈提马撰写的《瘟疫治疗论》是世界上最早深入研究鼠疫的文章。文中明确指出，呼吸道传播是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保持室内通风是最有效的防疫方法，这无疑是传染病研究的重大发现。他还指出，健康饮食、规律作息和强身健体，都可预防传染病。另一位安达卢西亚医学家伊本·哈提卜撰有《瘟疫论析》一文。他指出，鼠疫主要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与患者同处一室；二是接触患者使用过的衣物、器皿和饰品等。两位学者均认为，黑死病传染途径是呼吸道传播和“被污染的实体”，他们因此被认为是微生物学理论的首倡者。

    第三，建立传染病专科医院。公元707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大马士革建立第一所医院，并在其中设立专门收治麻风病患者的科室。此举为世界首创，在传染病防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后来，兴建麻风病科室和医院的做法在欧洲普及开来，欧洲麻风病院最多时达到1.9万所。为应对黑死病，马穆鲁克王朝苏丹和富人在沙姆和埃及的城市出资建设传染病专科医院，收治传染病患者。

    第四，消毒杀菌。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已经认识到瘟疫源于周遭环境，应通过净化空气和环境防控疫病。伊本·西那指出，“瘟疫暴发时，应减少聚集、关闭市场，并为钱币消毒”。另一位阿拉伯医学家伊本·纳菲斯指出，“脏水和腐尸污染空气，净化空气可预防瘟疫”。安达卢西亚医学家穆罕默德·沙古里也阐述了净化空气在防疫中的重要作用，“香薰能清除空气中的污物，避免污浊空气传播瘟疫”。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瓦尔迪曾亲历黑死病暴发，最后也死于这场疫病。他在《瘟疫说》一文中，记录了埃及人的消毒方法，“用檀香和樟脑熏香，净化室内空气”。

    历史上，鼠疫、天花等瘟疫肆虐，人类面临至暗时刻，迷信、谣言和伪科学曾大行其道。而当时的阿拉伯医学家秉持科学精神，提出许多时至今日仍然适用的科学防疫方法，尤显难能可贵。阿拉伯医学家在抗疫实践中总结出大量防疫医学知识，不仅惠及阿拉伯人民，对欧洲等地的防疫也多有裨益，同时对世界防疫医学发展起到奠基作用。

    （作者：丁隆，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对外开放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