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名家讲故事】
关于我最难忘的一次演出,大约应该分两部分说,这两部分,一面是光辉,浸透着成功与喜悦、激动等各种让人开心的情绪,另一面则是不堪,融合着泪水、屈辱,有时候可能在大家看来,还是我们不可言说以及不想回忆的部分。然而这两部分,其实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两次演出,在我看来,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我们豫剧团之所以今天广受观众欢迎,都得从这两次演出说起。
那是在2004年,那一年的9月份,第七届中国艺术节将在杭州举办,第十一届文华奖首次将“文华奖”和“中国艺术节奖”合并,文华奖是由文化部主办的我国舞台艺术领域的政府最高奖,与前几届相比,因为与艺术节奖合并,这届文华奖的含金量也最高。我们豫剧团特别希望带着我们新排的《程婴救孤》,去杭州参加艺术节评奖,但是那时候我们团里的经费太有限了,如果去杭州的话,路费和住宿费还是没有着落。我真心爱着我们排的戏,也是打心眼儿里觉得它好,所以就越发焦虑,愁到高血压,高压180直接住了医院,可是又有什么用呢?
正在这时,有一个山西煤老板找了我们,想请我们去演出,而且一场演出就给一万块钱,要知道我们平时演一场也就是五千块钱啊。我们正需要钱,当然乐意去。当我们到了他们家门口,发现戏台子就搭在门前,门口还放着一口棺材。原来是他们家里有人去世,雇用我们去唱戏,让我们的演员对着棺材演出,当时团里的同志们都觉得很不合适,有点接受不了,但是一想到路费,一想到我们要去艺术节展示我们的戏,去夺奖,大家就都忍着演了。到了出殡的那天,他还希望我们去坟上演一场,他诚恳地说:“李团长,你能不能叫个你们的演员去再唱一场?”我一咬牙,就叫了我自己。当我泪流满面地唱起来时,内心极其复杂。作为艺术家,作为获过梅花奖的一级演员,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筹措资金。可是,我们终于可以去杭州了。
我因为之前没有经费而着急上火,心脏和血压都不行,医生说不能剧烈活动,“你可能不能演出了”,我就从郑州带了一箱子药去杭州,一边输液一边排练,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身体不行,就让徒弟在上面演,我在下面唱。
2004年9月18日,杭州东坡剧院,那天的演出我们终生难忘。七点半演出,六点半我们全体演员就都化好装,谁也不跟谁说话,沉下心酝酿情绪,进入一级准备模式。要知道那是我们第一次到杭州演出,也是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大赛,紧张,激动,各种情绪交织,全部演下来之后,幕布拉下,团里同志抱头痛哭,当幕布再次拉起,大家出来谢幕时,全场观众起立给我们鼓掌。演出结束后,提着的那口气松下来了,我整个人都虚脱了,晚上我们去赴宴,我清楚记得餐厅在三楼,但是我自己都走不上去,是被同事拉着架着才上去的。
到了9月30日,获奖名单公布,文化部艺术处通知我们:“李树建,祝贺你们的《程婴救孤》,荣获文华大奖全国第一名。”当时正在吃午饭的我,一瞬间泪流不止。
从那以后,我们的豫剧团就在全国一炮打响,我也成了在全国比较有名气的地方戏演员。一个戏救了一个团,一个剧目唱响了一个剧种。
除了获得文华大奖第一名,《程婴救孤》在那一年的艺术节上还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剧目第一名。豫剧团二十多年来在省级大赛都没有得过奖,这一次的殊荣极其振奋人心。但是除了激动,更多的却是思考。“名剧改编、老戏新演、名剧出名演、名演带名团”,学习“京昆的神、话剧的实、豫剧的味”,这是我当时带领大家排演《程婴救孤》时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样排出来的戏又规范,又生活化,又有地方特色,这才是成功的秘诀。
说来滑稽,难忘的两次演出,天上地下,可是它们却共同熔铸了我、我们豫剧团的精气神儿,那种敢为人先,肯去团结拼搏,艰苦奋斗的勇气。都说戏如人生,也许正是因为我们凝结了这样的勇气,我们《程婴救孤》所讲的忠,《清风亭上》所讲的孝,《苏武牧羊》所讲的节,以及我们最近新排的关公戏《义薄云天》所讲的义,才有了灵魂!
(作者:李树建,本报记者李晋荣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