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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3日 星期日

    让女书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贺炜炜 陈佳璇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3日 10版)

        女书文化创意产品——折扇

        女书《二十四节气歌》

        “女书”又称“女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女性专用文字,经过数千年的洗礼与变革,已经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资源。女书文化起源于远古,流行于湖南江永县,故而又称“江永女书”。

    女书的由来

        女书由古代女性创造和使用,民间关于女书的流传十分丰富,包括九斤姑娘造字说、神台买书说、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和盘巧姑娘造字说等,这些坊间传说无形中给女书文化增添了神秘色彩。女书作为一种特殊且独立的文字,据研究判断其发源时期应早于殷商,也有大量研究者从字形、事件记载、习俗等角度进行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见解。可以发现,女书的起源时代及发展始终是一难解之谜,同时这也赋予了江永女书更多的神秘感,增添了其独特的文化魅力。

        研究发现,女书基本单字共有1700多个,其中借源于汉字而造的占80%,暂不明来历的自制字占20%。女书字的外观形体呈长菱形的“多”字式体势,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秀丽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许多眼熟的汉字痕迹。

        女书,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私密性强,在关系亲密的结拜姊妹或母女间交流传看,这类作品一般是自传,适合吟诵而不适合高声歌唱。第二类是半公开的,例如姊妹结交书、贺三朝书(女书中的一种精装本)等书信类作品,这类作品主要用于家族女性成员之间的人情交往、红白喜事等场合。第三类则用于公开场合,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读扇等,这一类女书适合高声歌唱,强调作品曲调,容易学习,适合人群合唱。

    女书的文化价值

        女书文化是一种习俗,包括做女红、坐歌堂、赶庙会等,赋予了女书特殊的地域特色,起到了性别濡化的作用。女书书写载体主要有纸质布面手抄本、纸片、布帕、花带等形式。不仅如此,从女书文化中还可以提炼出丰富的传统美德思想,如孝顺父母、相夫教子、言传身教、守信不渝等,中国传统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精髓中都有所体现。

        女书作品一般书写在精制手写本、扇面、布帕、纸片上,并常以仪式化程序为当地妇女婚嫁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觉中起到了女性心理辅导的作用;女性通过创立各种属于自己的节日,为个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松以及自尊与愿望的表达提供了平台。女书及女书文化对当地妇女群体心理具有支持、宽慰、辅导以及治疗的作用。

        另外,女书具有文字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因而被国内外学者叹为“一个惊人的发现”和“中国文字史上的奇迹”。

    文创助力女书文化的传承

        江永县厚重的文化土壤滋润着女书,会读写女书的女子被称为“君子女”,其中包含着一种高贵而美好的寓意。将女书文化内涵通过创意转化而应用于产品设计中,既是对地方文化特色的彰显,又能实现文化的传承和传递。

        然而,目前女书文化受制于流行地域及文化号召力,市场拓展严重受限。因此,在与文创产品的融合方面,既需要持续充实女书文化体系,更要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借助电视、广播、互联网等现代传播途径,形成战略化的产业规划。此外,要依托政府文化品牌的打造,积极向大众推出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创作品,通过创新、创意的设计,最大程度上还原传统文化之美。

        民俗学家刘守华教授提出,女书文化属于濒危珍稀文化,不仅要按照传统的静态保护手段,更应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思维方式,让女书文化在民间“活”下去。笔者认为,江永女书文化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中,要培养文化传承人,借助传统文化技艺优势,深化女书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如挑花、织锦、八宝被、折扇、字画、版画等产品,要通过设计与实质工艺的结合,使其更具生活气息,以提高文创产品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在紧贴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可以思考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便携原则。结合旅游产业中游客需求,设计出大小、重量等符合携带要求的产品,让文创产品产生更高的利用率。二是系列原则。女书文创产品应当以创新的系列性作为基础,将文化表现进行系列化塑造,使地方文化得以延续。三是服务原则。以客户需求为主,提升女书文创产品的经济性和实用性。

        江永女书是现存唯一的女性文字,挽救这一濒临消亡的传统文化,融合时代文化特征,不断彰显其文化内涵,发掘其文化价值,刻不容缓。

        (作者:贺炜炜,系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陈佳璇,系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新媒体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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