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战胜强敌的密钥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建党近百年奋斗史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活的灵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抗日军民，坚持创新，强化创新，将创新融入全党全军和根据地民众的血脉，创造出强大的斗争精神和有效的斗争方法。创新，成为战胜强敌的密钥。

1.创新军事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抗战具体实践的结合

    没有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就战胜不了法西斯强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只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形成指引抗战走向胜利的理论武器。这种结合就是创新，正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所强调的，只有在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抗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中国抗战具体实践，才形成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路线方针及战略战术，为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强烈的问题意识。毛泽东在谈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时，明确提出：要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创新突显出强烈的问题意识。《论持久战》开篇就提出了一系列困惑和问题：“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则直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提出后，党内军内存在的各种疑虑以及由正规军向游击军、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面临的困难和障碍，从抗日游击战争之所以存在战略问题入手，提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以及游击战争的大规模，必然带来全套高层次战争指导问题，导致“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由此，毛泽东创造性地将抗日游击战争提升到战略地位，全面超越了传统游击战争思想，为依靠游击战争实现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实现敌我力量转变提供了有力指导。

    至深的理论透析。为了探求克制强敌之策，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仅回答是什么，还回答为什么、怎么办，更回答了为什么要这么办、这么办的奥秘是什么，从战略到战役乃至战斗，层层深入，直抵内核，全面揭示克敌制胜的原理机理。《论持久战》批驳唯武器论，提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从不抽象地谈人，而是运用唯物史观，强调了当时中国的进步性特别是人的进步性，强调有了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尤其是有了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兵民是胜利之本，他也从不赞成“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的所谓人海战术，正如彭德怀所说：“我们决不是怕牺牲，而应随时准备牺牲去争取抗战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要自己消耗于敌人的面前，而应讲求怎样去消耗敌人。”抗战中我党的军事理论创新始终围绕着破解制胜源代码展开，具体到消耗敌人的办法途径和战法战术。

    鲜明的中国特色。抗日持久战和最后的胜利关键靠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问题要符合中国人行为习惯和思维特点，马克思主义不仅要中国化而且要大众化，体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用中国文化素材展现理论创新、以适合群众的口味和习惯阐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有进无退”拼命主义的批评就“地气”很足，他说“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当时革命圣地延安跟普通农村并无二样，满是乡村土气，外来记者看到的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共产党人“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了”。

2.推动万众创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反复强调：“群众的革命实践不断创造出极可宝贵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与方式以及各种极可宝贵的经验。这些群众创造出来的东西，常常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天才的领导者，也不能预料到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要把人民积极性和创造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抗战中，我党相信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千方百计调动群众的聪明才智，使抗日人民战争发出巨大的力量，陷日寇于汪洋大海。

    激发群众军事创新活力。广大的敌后战场上，虽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抗日军民常常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却把游击战争打出了山区，在不适合游击力量生存的平原地区硬是开辟出全新天地。徐向前把平原人民群众比喻成游击队的“人山”，感叹“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正是靠着人民群众这座“大山”，靠着群众的智慧与创造，华北游击战争战法变幻莫测，“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使其陷入了“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相比正面战场，敌后游击战少的是轰轰烈烈的大场面，但对强敌的震撼却丝毫不差，正如毛泽东所言：“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

    汇聚群众经济创新效能。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战时期，党依靠群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鼓励农民、工人、学生、干部普遍参加生产运动，在生产过程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举措，缓解了军民供给的矛盾，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发展，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毛泽东由衷赞叹：“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事实上，为缓解战时物资供应的极端困难，群众的创造力随处可见。在药品方面，以土药代替奎宁，以党参精代替鱼肝油；在运输上，以人力畜力代替火车汽车等。正是人民群众的点滴创造，才汇成了解决大问题的洪流。

    汲取群众政治创新智慧。向人民群众请教，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抗战中，党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得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实效性，更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毛泽东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抗战时期，在“三三制”原则指导下，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积极建言献策，党外人士李鼎铭就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肯定。根据建议，根据地缩编了军队和地方组织机构，提高了效能，节约了人力物力，出现了“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良好局面。

3.发扬创新作风，在总的方针和原则基础上放手去创造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我党历来强调，只有全党高度发挥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走向胜利。积极性的首要表现就是创造能力。全国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就指出：“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式的研究学习与创造，今天成为展开党的全部工作的需要关键。”越是伟大的斗争，越需要创新。不放手去创造，不足以战胜强敌；不坚持总的方针和原则，同样不足以战胜强敌。

    突出创造性这一价值导向。创新成为常用语前，最体现创新之意的创造与创造性，是抗战中延安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热词，诸如创造性的马列主义、创造性的领导方式、创造性的发展、富有创造性的模范，以及党员的创造性、干部的创造性、青年的创造性、民众的创造性等，反复出现在文件和讲话中，反映了社会对创造的高度关注和强烈渴望。讲创造是各级党政组织、各类社会团体、各地抗日群众的共同追求，成为工作学习生活的内在要求。我党始终坚持“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性质，积极主张“革命性的标新立异”，强调“创造性的个性”“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党的七大又明确提出“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当创造深入人心的时候，创造力必然汹涌迸发。大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到大生产运动、拥政爱民运动、尊干爱兵运动、大练兵运动、革命英雄主义运动等新运动，小到练兵场上单兵训练之法由石锁练臂、吊锁练指、迎风练眼，到三支枪瞄三角、对刺攻防轮流练等新变化，这些无不彰显着创造的强劲动力。

    推进学习运动和调查研究。学风党风文风不正，严重阻碍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抗战中，主观主义的公式化形式化，就部队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无条件地崇拜经验和机械地运用经验，即把具体的经验抽象化，把活生生的有实际内容的经验变成死板的仅有形式的教条，进而不顾客观实际如何，把教条套在活生生的具体事实上，许多工作都被不合时宜的狭小公式所束缚，不求深入，不求甚解，作茧自缚，最后必是兵败垂成。延安整风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同时也从根本上打牢了实践创新的基础。特别是那一时期，广泛的学习运动、调查研究活动，大力破除主观主义作风，为提高创新的全面性系统性，提供了根本步骤和方法。毛泽东说得好：“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l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摆正继承传统与创新关系。创新是对传统的超越，正确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偏离正确方向，奢谈创新，必然招致挫败。抗战初期，皖南新四军很早就提出了创新传统的问题，强调将有新的传统、新的作风被创造出来。但事实证明，借口“红军时期的政治工作，应该随着抗战时期的新环境加以改变，因而削弱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工作中的原则上的错误”。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进一步强调：凡是继承并发扬古田会议传统的地方，“工作就充分地表现其革命性与创造性，反之，就表现死板僵化，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毫无力量。”

    （作者：朱之江、张磊，分别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政训练系教授、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