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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18日 星期二

    在把握发展规律基础上育新机开新局

    作者:于金富 《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18日 11版)

        习近平总书记5月23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要求“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从持久战的角度认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的宏观政策。当前,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必须在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持长短结合、统筹兼顾,努力育新机、开新局,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稳中有进。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实现经济稳中有进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大力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扩大内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与基本途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产品的供求关系是决定社会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通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产品交换使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得到补偿,是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再生产活动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分配、交换与消费等环节也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分配、交换与消费都是生产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对生产具有重要的反作用。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生产决定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产品在消费中得到最后的实现。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需求不足,就会影响生产的规模扩大与连续进行。因此,由分配、交换与消费等因素形成的需求状况,对于社会生产与经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重要、最为迫切的问题,就是国内需求问题,内需不足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扩大国内需求应当而且必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为此,我们应当多方发力、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一是要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构建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二是要努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克服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扩大最终消费,创造条件促进实现居民消费升级,既把被抑制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也要把各种新型消费和高等级消费开发出来、壮大起来。三是既要全面深化产权制度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用改革的办法释放更大消费潜力,也要以多元化的方式刺激居民消费,尤其是积极扩大旅游、文化、养老、教育培训等领域的消费规模。四是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城市住房、医疗、教育等短板领域的建设,以满足农民进城就业安家的需求,由此释放更大的消费需求潜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由此释放更大的投资需求潜力。

    从中长期视角认识构造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客观必然性。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现代社会经济既是民族与国家为单元的主权经济,又是以国际贸易为纽带、以世界市场为载体的世界经济。因此,一国经济必然形成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共时并存、相互促进的总体格局。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不利局面。为此,我们必须在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积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布局,这对于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与非常重要的。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从产业体系来看,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从消费潜力来看,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投资需求潜力巨大。从制度保障来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又有利于实现促进效率和体现公平的统一、走向共同富裕,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和强劲的内在动力。

        为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应当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树立全局观念,进行总体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与安全相统一。一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决策部署,针对县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产业发展与数字生态等方面所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5G等数字技术,在具备一定基础的地区推进县城智慧化改造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重实效。二是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实施步伐。三是要科学施策,综合施策,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要制定与实施积极有为、注重实效的财政政策;制定与实施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投资政策;制定与实施灵活适度、精准导向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构建完整的国内大循环体系。当前我们应当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积极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中长期发展规划为经济长期稳中向好奠定基础

        明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我国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式,有助于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经济改革目标来制定和实施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从而使短期宏观调控能够保持战略定力,进而保证了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有效结合。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至关重要,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明确提出了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所遇到的技术创新、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等诸多问题都是涉及中长期的,对于这些问题,既需要有短期应对之策,更要有中长期解决之道。从中长期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如火如荼,势必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疫情推动数字经济异军突起,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加快提高,必将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中长期问题和挑战,应当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并做好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准备,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着眼于未来5年、15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来谋篇布局。制定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把前瞻性思考与长远性规划相结合的科学举措。

        在经济实践中,宏观调控短期政策要始终以中长期发展规划为引领,一以贯之、承前启后,环环相扣、步步推进。一是坚持短期应对和长期规划相结合,建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长期协调机制。一方面积极应对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即时影响,另一方面,着眼未来,为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二是瞄准中长期发展的制高点增加有效投资,通过加强新基建等举措,抓住产业革命新机遇,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着力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提高供给质量,为经济发展积蓄力量。三是推进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建设,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而有保障的融资条件。四是坚持以结构调整为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通过“补短板”和“锻长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五是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宏观政策应当更加着眼长远发展,通过不同年份政策方向和力度的动态调整来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两大基本目标的协调与平衡。

        (作者:于金富,系辽宁大学中国经济转轨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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