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资回报决定中国经济将长期增长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丁纯：格罗斯教授，在全球暴发疫情期间，“光明国际论坛对话”为我们提供的交流平台很有意义。您长期研究欧洲问题，领导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是欧盟的重要智库。针对疫情，您提出了哪些建设性的意见？

    格罗斯：目前来看，疫情冲击使得欧洲经济陷入衰退，也使得欧盟陷入严重危机。但是在缓慢地起步之后，欧盟已经开始启动新的举措，并团结起来应对本次可能非常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们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一直积极参与相关讨论，我们的出版物提出的一个关键思想是，因疫情经济衰退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获得赠款，而不是贷款。现在这个关键思想终于被理解，并在法德领导人提案中得到采用。

    丁纯：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疫情期间，美股大幅震荡，石油期货倒挂。舆论认为，疫情将导致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世界银行6月8日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您看来，情况是这样糟糕吗？这次的经济衰退与以往的经济危机有什么不同？

    格罗斯：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2020年的经济活动下降幅度更大。但是，强有力的央行干预已经阻止了经济危机之外的金融危机。因此，人们希望这次严重的衰退是短暂的。衰退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公共卫生状况，目前看来这是无法预测的。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次央行将不会重蹈覆辙。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如此严重且持续很久，是由于重大的政策失误。现在，中央银行正在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而政府则尽可能支持需求。

    这次经济衰退与以往的状况截然不同。上一次衰退是由住房市场的失衡和金融市场的过度扩张造成的，所以当时恢复经济必须克服上述两大困难。但这些不平衡问题在今天都不存在，这一点有助于经济的完全复苏。但本次复苏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不过一旦疫情得到控制，全球经济会渐渐恢复增长速度。

    丁纯：发达国家是否做好应对经济危机的准备？

    格罗斯：刚开始，发达国家没有为这次危机做好准备，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病毒大流行。少数曾经应对SARS的亚洲国家已经对流行病的危险性产生了集体记忆，因此采取了早期措施，现在情况要比其他地区好得多。

    丁纯：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先后接受了全球化理念。但近年来，一些曾经高举全球化旗帜的国家政府开始质疑全球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要放弃过去举起的自由贸易大旗。面对全球疫情的暴发，逆全球化的舆论呈现放大态势。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格罗斯：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理解为商品和服务的开放市场，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那些主要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仅从原材料涨价中短暂受益，但它们往往忽视了本国劳动力的技术提高，也未能发展具有真正竞争力的制造业。而中国、近期的越南和小部分印度地区，确实专注于制造业发展，并拥有可持续的增长模式。那些仍然是原材料出口国的国家现在陷入了困境，原因主要是产品价格低迷导致经济不景气，而它们又没有其他可以长期增长的部门。

    关于逆全球化的讨论有很多，我个人认为自由贸易将持续存在。医疗物资可能会有一些限制和转移，但医疗产品和设备仅占贸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经济体太小了，无法在没有全球贸易的情况下生存，因此贸易将持续下去。在未来几年中，贸易治理的机构和制度规范可能会遭受较大打击，这也意味着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将遇到困难。

    丁纯：一方面，20世纪80至90年代兴起的这轮以放松管制、资本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行动主体的全球化，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给各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使全球绝对贫困人数大为下降。但另一方面，此轮全球化进程缺乏全球治理的有效配合，没有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新机制；发达国家也未在内部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治理和再分配机制，在因全球化而获得超额利润的跨国公司、投资者与因全球化而失去岗位或利益受损的民众之间，利益分配出现了问题，加上某些政客的操弄，助长了逆全球化思潮的蔓延。

    从宏观上看，全球化使要素流动的人为阻碍得以消除，要素自由流动成本降低，凸显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专业化，造福了人类。尽管目前反全球化逆风稍盛，“过度”全球化遭遇“修正”和“中和”，但我相信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希望这一轮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平衡点不需太久就会出现。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与欧洲的经贸关系不断加深，互利共赢。进入后疫情时代，中欧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性还存在吗？会不会受到逆全球化的不利影响？发展前景如何？

    格罗斯：中欧经贸关系有机会继续发展，但也会有更多摩擦。随着中国许多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欧盟企业面对的竞争加剧，这也是为什么欧盟企业在寻求更多保护。

    本次疫情也显示出欧盟在一些关键产品上非常依赖进口，比如来自中国的个人防护物资，这导致了欧盟计划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回国内。但实际上很多商品迁回国内制造是很难实现的，有其他可行性更强的解决方案，比如分散供应商或库存大量商品。总的来说，欧盟是一个开放经济体，其繁荣天然依赖于贸易，因此欧盟不可能撤离全球化。只要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得到遏制，且欧洲方面认为中国对特定行业和企业的政府扶持不导致竞争扭曲，中欧经贸关系就能够继续发展。

    丁纯：全球疫情暴发期间，一些国家谋求其企业从投资国撤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治理的方向是什么？

    格罗斯：在经济危机面前，我们尤其需要全球治理。而现阶段全球治理面临着一些压力。没有团结，全球化很难维持。只有那些状况较好的富裕国家显示出团结的态度，全球治理方面的进步才有可能发生。在困难时期，政府总会倾向于关闭自己的国门，其部分原因是政府希望保护本国企业不受外国收购。但除了医疗领域，这很可能只是暂时现象。

    丁纯：关于撒资问题：一方面，一些发达国家面对产业空心化，以及各自国内由于逆全球化催生加剧的民粹呼声，鼓励企业回流；而美国本届政府更是出于对华战略遏制的需要，提出了“脱钩”等政策主张，利诱和胁迫美企撤资回国；加之相关企业因疫情而产生的对产业链中断的担忧和成本收益、升级换代等考量，出现了个别外资转移。但另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目前，外资非但没有出现大规模撤离，反而出现了逆势追加投资中国的情形。其中的标杆有美国特斯拉公司在上海投资的工厂；而近期德国奔驰公司在疫情之中追加投资10亿欧元，用于江淮汽车扩大再生产，则成为欧洲企业信赖和看好中国市场的鲜明案例。

    应当看到，美欧企业长期以来在华投资主要是基于成本和利润回报、市场占有等务实的经济考虑，相关产业链也是长期形成的。近年来，中国不断推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和举措，有目共睹，包括：建立众多自贸试验区；不断缩短外商投资领域的负面清单，放宽外商投资限制；修订和颁布新的《外商投资法》，明确禁止强制要求外商转移技术；持续扩大金融领域如保险行业的对外资开放，取消相关配额限制；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相关举措。在世界银行发布的排行榜上，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已从2009年的第99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31位，无疑增加了外资继续留驻和增资的信心。

    您曾受邀参加中国发展高峰论坛，您对中国政府这些年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有什么评价？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您对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势有什么预判？

    格罗斯：当前的危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影响不大。因此我预计，在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将继续以超越欧美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源于以基础设施为特征的有形资本和以义务教育、高等教育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的高投入积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大多数城市已经拥有了所需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效益正在下降。但是，教育的投资回报会继续支持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和高科技产业。中国每年培养的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将满足其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并由此决定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秘书长胡琨统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