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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6日 星期四

    在行走中书写新时代“创业史”

    ——2020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侧记

    作者:本报记者 刘江伟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16日 10版)

        7月15日,由中国作协举办的“2020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举行。北京主会场以线下形式召开,分会场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家协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进行交流。与会作家、评论家围绕“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新时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前景”“塑造新人,书写新史诗”等主题,不断地提出疑问,又不断地寻求答案。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表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秉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与人民同心同行,书写了一部部讴歌历史伟业、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专门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大力支持脱贫攻坚题材、乡村题材创作。反映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反映新时代乡村面貌的文学作品正在形成创作潮流。

    “当代乡村文学书写仍滞后于乡村发展变迁”

        开会前几天,作家李春雷在太行山深处采访。走在公路上,看着两侧山间平地上排列整齐的楼房、鲜花盛开的院落。他的一位朋友叹息说,哪里还有农村的样子?

        “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李春雷问。

        朋友愣了一下。

        李春雷暗想:“是啊,难道农村就应该是灰头土脸白头巾吗?就应该是残垣断壁空心村吗?就应该是平房枣树泥泞路吗?”

        新时代乡村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刷新了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乡村形象;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一系列伟大举措,让乡村也跟上了现代化。李春雷由此反思:“我们的一些作家,似乎成了‘套中人’,习惯了对农村的旧印象,习惯了这样的创作思维,习惯了这种语境。”

        也许,在历史的纵深中,更能洞察乡村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作家陈毅达成为第一批扶贫工作队员,来到小山村待了近一年。当时农村的贫困,深深震撼了他。

        本世纪初,陈毅达来到福建闽北的乡村。当时闽北山村正为破解“三农”问题,尝试新的农村工作机制的探索。乡村有了明显变化,陈毅达也开始重新思考乡村的变迁。

        如今,为创作脱贫攻坚文学作品,他多次到农村采访。每次去,他都有新的感受:各种新兴业态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现代农业、观光农庄、美丽乡村、山乡民宿、农民电商等,便捷的交通网络和互联网悄然地进入,正在划时代地改变着当代乡村的一切。

        不过,令他忧心的是,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明显滞后于乡村发展变迁,“当代乡村发展之快与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之慢,当代乡村变迁之重与当代乡村的文学书写之轻,已成了新时代文学创作一个亟待突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农村题材的不少作品,还停留在对农村转型带来的问题,农民遇到的种种苦难,以及田园风光不再的忧思、困惑与哀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坦言,究其原因,是作者对于变革中的农村现实不熟悉,不了解,或者对于正在变化着的现实不理解,不喜欢,写作大致出于浓郁的乡愁情结,某种程度上是靠儿时的记忆写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在发言中说,当代乡村不再是静止、凝滞、有待发现与改造的空间,而是流动、敞开、主动变革与更新的关系性场域,无论从生活方式、认知感受还是精神结构上,都承载着中西古今一切文化与技术的成果,并且时刻不停、永无止息地在创造着自我与世界。

    “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一直在路上。”作家蒋巍这样形容自己一年的状态。

        自去年9月起,蒋巍辗转五省七地,行程几乎绕全国一圈。从雪域高原到大漠边疆,从崇山峻岭到边远山区,蒋巍深入乡村肌理,用文学寻访脱贫攻坚的密码。“两年没回北京的家了,八过家门而不入也有了。”蒋巍开玩笑说。

        即使是视频发言,蒋巍的话仍然感动了所有与会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乡村景观。如何创作出新时代乡村史诗?成为本次会议的重要话题。

        “走进人物内心、走进事件现场、走进真实的生活,是基本的写作态度。”这是作家纪红建在发言中谈及行走中的感悟。

        为创作报告文学《乡村国是》,纪红建先在书本里行走。他通读了150多本扶贫理论书籍和文学作品,接着走入火热的扶贫一线。两年多的时间,他走过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

        在湘西采访时,吉首市扶贫办茶叶办主任彭明安的一句话,令他至今难忘——“现在扶贫不是任务式、表格式的了,扶贫人都带着感情来思考谋划,带着温度来深入推进”。

        “如果不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不贴近扶贫工作者的内心,如何写出有感情、有温度的作品?”纪红建感慨。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发言中说,文学之所以在日日更新的时间中魅力不朽,就在于永无止休地辨析并呈示情境、话语、世道、人心的“常与变”。创作者面对新时代乡村和人民,也许只能做好这样的调整:深入生活做知情者,扎根人民做知心人,先做亲人,再做文人。

        长篇小说《带灯》就是从生活中捕捉来的。在创作时,作家贾平凹连跑了很多村庄。而一个乡镇女干部,进入他的视野,成为《带灯》的生活原型。他们一直保持联系。近几年,乡镇女干部每天都发一至两条短信,讲述她从早到晚的工作状况和精神状况。

        “我本来对乡村生活熟悉,她一说到什么,我就立即明白怎么回事。所以脱贫攻坚的每一步,我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是朋友,甚至成了亲戚,而她和她的短信就是我在乡村的线人和认识新乡村的窗口。”贾平凹在发言中深有感触地说,乡村题材写作,一定要走出书斋,走出城市,去乡村走走。旧的乡村概念早已过时,新的变化新的生活必须了解。

        阿来也有多年的行走经验。他在四川分会场的发言中指出,我们很多写作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看几件材料,找一两件先进事例,下去走马观花一番,与预定主题相关的就看见,不相关者就看不见。“这种现象,表面看,是写作层面的问题,往深里看,其实是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人,平时习惯在文学圈里打转。”

        他建议广大作家,“学习一点经济学,学习一点乡村治理之道,学习一点产业知识,学一点当地历史与文化,学一点当地的自然乡土志。以这样的方式体察中国所以为中国,一个曾经衰老的中国,如何一点点改变,从物质到精神,再度走向强盛的内在秘密”。

    “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

        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从《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到《艳阳天》中的萧长春,经典的新人形象已成为文学史上符号般的存在,他们跟作品一起闪耀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苍穹。

        “‘新人物’,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孟繁华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下文学作品中也创造了大量的青年文学形象,但是,这些青年文学人物还只存在于作家创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评家的话语阐释中,他们还没有走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知。

        文学创作归根结底落实在人。新时代如何塑造文学“新人”?

        “今天写‘新人’,不能简单地写他们如何在乡村中带头致富,与命运抗争,而要写出他们的新观念、新实践,让新人具有新的内涵,成为时代的突出表征。”赵德发深有感触。

        他创作的《经山海》,就塑造了“新人”吴小蒿的形象。一个出身寒微的农家女,毕业于大学历史系,先在城市里工作多年,后来当了副镇长,在困难磨砺中迅速成长。图书出版后,就有评论家指出,“吴小蒿身上现实感与理想性的结合、个人命运与时代精神的交织,让一个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时代新人形象呼之欲出”。

        作家关仁山多年来一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尤其关注当下变革的乡村现实,塑造了诸多新的农民形象。如《天高地厚》里的鲍真、《麦河》里的曹双羊、《日头》里的金沐灶,《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等。

        “在塑造新时代农民形象时,既不失审美理想,又具备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即便对丑恶的批判,也要有强烈的人性发现和终极关怀的光芒。精神性,这恰恰是民族精神能力的支撑点,也是史诗性创造的精神之源。”关仁山说。

        发言中,孟繁华提到了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宗璞的《红豆》两部作品,“王蒙和宗璞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他们真诚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跟上时代的潮流,能够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拥抱和追随;另一方面,他们也真诚地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表达他们对文学与生活的理解”。

        “当下要塑造文学‘新人’,创作出新时代的新人物,也要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就是面对生活的诚恳和诚实。”孟繁华说。

        铁凝表示,塑造典型,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如何为新时代的乡村现实、为无数“新人”的人生寻找“适配”的表达,是每一位乡村题材作品的写作者都应当认真思考、不懈探索的课题。

        (本报记者 刘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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