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面前，世界各国维护保障人权的意愿和能力得到了充分检验。中国成功抗疫，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以“世界人权裁判员”自居，根据自己的利益算计和政治需要肆意对别国挥舞人权大棒，而对自己的人权顽疾和不断出现的人权问题则掩耳盗铃、闭口不提。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硬件设施最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最高昂的卫生投入，还汇聚了大批世界一流的实验室和专家，其抗疫成果理应成为世界标杆。然而，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却成为迄今全球疫情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抗疫不力引爆系列人权灾难，人权状况不断恶化，已经遭到全世界的诟病。美国理应反躬自省人权问题，而不是住在玻璃房里还朝别人扔石头。
美学者说：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比中国差100倍。谁不讲人权？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实时数据，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月5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90万例，累计死亡超过13万例。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估计，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实际人数可能是当前确诊人数的10倍，达到2500万例左右。
对此，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加文·亚米和加州大学教授迪恩·贾米森6月在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用大量对比数据证明美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要比中国差100倍。他们认为，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大多数州政府都没有采取类似中国的抗疫措施，迄今也未能采取紧急的、覆盖全国的、有协调性的防疫措施以逆转当前美国的疫情趋势。因此，美国顶级传染病学专家安东尼·福奇博士6月30日坦言，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控制疫情，美国每天新增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可能会达到10万例。
那么，为什么一直自诩“成功国家典范”的美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表现得却像一个失败国家呢？对此，美国学界和媒体等已经给出了各种分析与解答，美国两党也在借此互相指责和“甩锅”，但数字本身说明了一切。正如《纽约时报》5月24日头版为纪念死于新冠肺炎的美国人所制作的“千人讣告”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仅仅是数字”，这些数字背后是标榜“人权至上”的美国政府和精英层对“生命至上”的漠视——没有生命，谈何人权？！
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有多达数百万的新冠肺炎病患，却基本没有出现医疗挤兑现象；疫情震中——纽约的方舱医院正在相继关门，并且最大的方舱医院收治病人也不过千人。出现这类现象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设施和医疗保险等大都属于私营部门，长期存在“看病贵、看病难”问题；美国各级政府既无意愿也无能力改变大医疗资本和私人保险公司的食利者地位，美国的急救床位宁可空着，也不给穷人治病。
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充分暴露出美国在健康权方面存在着阶层不平等、种族不平等，且两种不平等相互交织。富人、名人和有权势的人不仅在病毒检测和治疗上享有优先权，而且有数名参议员利用新冠肺炎疫情内幕信息抛售股票等获利。中上阶层可以安享居家隔离，但是护士、快递员、司机等“基本工人”岗位从业者主要是以非洲裔和拉美裔为主的中下阶层。这些“基本工人”不但被迫在缺乏保护的情况下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外出工作，而且居住在高密度、难以保持必要社交距离的贫穷社区。所以，美国卫生局局长亚当斯表示，美国黑人的病死率远高于美国新冠肺炎的总体死亡率，这不是基于生理或基因的原因，而是由于社会因素使得黑人更易受到感染。
此外，二战后初期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也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受害者群体，全美数千个养老机构已经陷入疫情之中。对此，美国得州副州长帕特里克却敦促尽快复工，认为“老年人应该自愿为拯救经济而死”。加州安提阿市市长赖特认为，应该允许新冠病毒正常活动去杀死老年人、弱势群体和无家可归的人，从而“解决社会的重大负担并节约资源”。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根源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法则：基于种族、年龄、健康状况、社会阶层和贫富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个人的生命健康权所得到的保障是不平等的。这不仅凸显了美国的社会伦理危机，更在事实上证明了美国自诩的“人人平等”不过是句空话。
放任种族歧视，有那么多人“无法呼吸”，还奢谈什么人权？
不久前，美国明尼苏达州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引发反对种族歧视和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且在全美愈演愈烈，并在世界很多国家掀起了反种族歧视运动。对此，非洲已有54个国家联名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草案，要求彻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等人权问题。6月17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历史上第一次就美国人权问题召开紧急会议；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对“弗洛伊德事件”所暴露的种族歧视、暴力执法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结构性种族主义等表示“强烈谴责”。
美国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制度和奴隶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种族歧视早已是美国社会的痼疾。非洲裔屡屡遭警察暴力执法，从而不断引发大大小小的示威抗议甚至骚乱。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此种社会痼疾难以根除，其原因在于，美国的精英阶层往往利用种族矛盾来转移和掩盖社会阶层矛盾，因为解决巨大贫富悬殊的社会阶层矛盾有可能动摇美国的根本制度，而示威抗议和骚乱不但可以使少数族裔的不满得到暂时的释放、种族矛盾得到暂时的缓解，而且还有利于对精英阶层的不满转化为中低收入阶层的内部冲突与矛盾。因此，近年来美国两党为了赢得选举不停地放大种族冲突，上台之后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转移矛盾，下台之前再给对手制造矛盾，导致种族歧视已沦为选举政治工具，且积重难返。
“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示威也是美国大规模新冠感染者死亡、大面积失业和经济衰退等造成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产物，加剧着美国不同族群、不同意识形态群体、不同代际的敌意与愤怒，两党党争持续恶化，美国社会进一步严重撕裂，更多美国人正在因此失去生命、健康和基本保障——这就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所暴露出的美国人权危机。
现在，全世界的有识之士都看得明白，美国精英阶层在竞选时把人权用作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美国在战略上遏制、政治上打压、道德上抹黑他国时把人权当作借口。面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谴责美国人权的决议，美国政府非但没有自省，国务卿蓬佩奥反而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倒打一耙，撰文称人权理事会“伪善”。在人权问题上，到底是谁“伪善”，已不言自明。我们提醒那些美国右翼政客：在拿人权对别国说事之前，还是先看看美国的人权劣迹、搞好美国的人权保障吧！
（作者：魏南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