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史乘

    作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之作，《儒林外史》素以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著称于世，“范进中举”等经典情节已脍炙人口。不仅如此，作者吴敬梓以“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无虚无缥缈之谈”的现实主义视角，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摹画，使《儒林外史》蕴含了深厚的史学研究价值。值得关注的是，吴敬梓假托明代为背景，对雍乾之际财政制度的弊端多有影射，如第四十三回彭泽知县为规避盐课考成而诬良为盗等，其中尤以第四十回萧云仙从军的际遇最为丰满而具典型意义。

    萧云仙为四川成都府人，出场时为一青年侠客，平素在乡间行侠仗义，恰值松潘地区发生战争，乃投军从戎。在少保平治麾下，萧云仙屡建奇功，收复了被敌军占领的青枫城，并奉命办理善后事宜。数年内，萧云仙完成了颇具规模的城建工程；同时招集流民，兴修水利，奖励耕织，兴学助教，使残破的边塞之地青枫城出现了“仿佛江南光景”的繁荣祥和景象。萧云仙展现了文武双全的儒将之风，理当获得擢升重用。正当萧云仙对仕途满怀希冀时，却接获工部就青枫城奏销案的批文，严厉批驳城建中“砖、灰、工匠”等项“任意浮开”，须赔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萧云仙被迫将家产变卖一空，勉强完结追赔，赴兵部引见时，被告以“办理城工一案，无例题补”。经由上司平治的斡旋，萧云仙方得在押运漕粮的江淮卫守备任上终老一生。

    萧云仙功高难封、才非所用，令读者扼腕叹息。吴敬梓并未在书中深入揭示因由，只是含混比拟汉代名将李广，称萧云仙命运“数奇”。但在晚清评论家张文虎看来，萧云仙凄凉际遇的关键在于未对工部、兵部书吏行贿，在工部青枫城案批文下评“送他些使费，就没话了”。张文虎曾在曾国藩等疆臣幕府效力，对奏销之类政务皆有亲历，所论并非无的放矢。揆诸史实，有清一代，部吏在奏销过程中苛刻挑剔、藉端勒索的弊政可谓贯穿始终，至清代中叶几呈不可收拾之状，“外省每遇奏销地丁，则向州县提取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则提取报销部费，……河工、军需、城工、赈恤诸务则曰讲分头，所需部费自五六万至三四十万两不等”（《东华续录·道光朝》卷6）。对奏销弊端强烈抨击的言辞，不但屡见于各类官方文牍，甚至影响到民间笔记小说，吴敬梓描述萧云仙的际遇当是社会状况及相关心态的真实反映。

    部吏如此肆无忌惮，从表面看是品行卑污所致。乾隆年间，部吏对索贿习以为常，在朝野间已恶名昭著，即如言官所称：“各部书吏原系寡廉鲜耻，巧诈百出”，“有择肥而噬之心，无守法奉公之义”。然究其根源，却与清代过于倚重“以案例治国”的制度设计理念密切相关：清承明制，为确保财权高度集中，设立了以奏销为中心环节的严密的审查制度。奏销包括钱粮奏销、军需奏销（战时奏销）、工程奏销等几类，钱粮奏销与军需奏销主要属户部职权范围，工程奏销主要属工部职权范围；钱粮奏销按年度核算，军需奏销与工程奏销皆随事而销，萧云仙所办青枫城案即属工程奏销。奏销中若查出钱粮浮冒，则视情节轻重，对责任者处以独赔、分赔、代赔等惩罚。特别恶劣者，则会遭受降职乃至撤职查办的严厉处分。各级官员升转时，吏部须查明其承赔是否完清后，方可进行。通过奏销，清廷得以掌握各级地方政府的实际财政状况，进而在各省间酌盈济虚，移缓就急，保持国家整体财政的平衡。然日久弊生，由于执政者的僵化，奏销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变异：早在清初，奏销程序已被纳入到以《大清会典》《六部则例》为主体的行政法典中。因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状况千差万别，法规条文与官员领政理财的实情存在较大差异，却多年未加更替，如光绪年间的户部军需奏销竟沿用乾隆年间金川用兵时的旧规，致使受物价、佣价涨落影响甚大的工程与军需奏销极易出现违规。面对法规实施的种种弊端，清廷将某些权宜处置的事件确定为“成案”或“成例”，采取“打补丁”的方式将案例附着于法规之上，作为各级官员参照。随着时间推移，案例越积越多，如同百衲衣一般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政典的紊乱琐碎极大提升了六部官员处理政务的难度。按照流官制，清代官员皆须按期流转，无论六部堂官、司官，欲在任内周悉部中案例难如登天，只有长期服役的书吏才能对各类案例熟谙于心，恰如晚清司官罗惇曧在《宾退随笔》中指出，“朝以习常为治，事必援例，必检成案，自开国以来二百余年，各部例案，高与屋齐，非窟其中者，未从得一纸”。因之，官员在处理奏销之类事务时，对于该援引何案何例，或准或驳，难以判断，甚至只有对书吏言听计从。尽管清廷规定各部任用书吏须经招考，不许书吏缘引亲故，且五年役满后必须回籍，然各部院却未严格执行，致使书吏形成了极为封闭的小集团，肆意进行黑箱运作。各级外官多被迫行贿，奏销之弊遂愈演愈烈。

    吊诡的历史现象在于，自康熙帝以降的清代君主对部吏挟例牟利的恶劣状况认识明晰，曾屡降诏旨严禁苛驳奏销。雍正帝继位伊始即痛斥奏销之弊：“各省奏销钱粮除地方正项及军需外，其余奏销项内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亦以本内数字互异，或因银数几两不符，往来驳诘；一有部费，即糜费钱粮百万亦准奏销”（《东华录·雍正朝》卷2），并着手组建了一个新机构——会考府，专司稽核各部奏销运行状况，由最受信赖的怡亲王允祥总领其事。然而，这些严厉的诏谕未见显著成效，虽处置了一批贪婪的书吏，结果仍是“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即使以雷厉风行著称的雍正帝，在会考府设立三年后，仍顺势收篷，称“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撤销了会考府。以帝王之赫赫威势，却无法消除区区部吏的索费之弊，其因何在？事实上，历代清帝在痛斥奏销弊端的同时，仍维持以案例治国的大计。康熙帝曾言“国家诸务，恃有成例。苟无成例，何所遵行”。会考府成立的三年内，核办各部奏销案共五百五十件，驳回者共九十六件。由现存会考府档案分析，被驳回的案例中，绝大多数属户、工二部的奏销准案不当，户、工二部的奏销驳案不当则为数甚微，会考府对待准案与驳案截然相反的态度恰是雍正帝心迹的写照。及至清末，文网稍宽，有识者如冯桂芬在论及奏销弊端时究根穷源，直指此种帝王心术：“《传》曰用人勿疑。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校邠庐抗议》卷上）

    奏销之弊如附骨之疽，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首先，外官将部费转嫁于百姓，甚至从中牟利，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康熙年间名臣靳辅指出：“一遇贪劣不肖之官借此居奇，或费一敛二，或费一敛三，甚至敛四敛五敛十，均不可定，而民困滋甚矣”。其次，某些外官为避免受到参处，上下勾结，甚至采取伪造簿册、捏荒报灾等手段欺瞒清廷，造成财政管理的混乱。但正如冯桂芬所言，官员欺诈源于以案例防范外官的做法，“惟有一切以欺应之，始可无事，……然则非以防其欺，乃以导其欺也。不特导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再次，苛刻奏销的环境成为滋生庸政、惰政的温床，严重败坏了官场风纪。清代前期，在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下，钱粮征收后的存留（地方经费）与起运（中央经费）比例之低远超前朝。对于各级外官而言，不但经费捉襟见肘，过于繁苛甚至相互冲突的成案规定也使其难以放手施政，日常以应付奏销为度。部分官僚遂漠视百姓福祉，尸位素餐，逢修造、缉捕、赈抚之类需动用钱粮的事务时，往往拖延再三，以免陷入赔累困境。嘉道名臣陶澍去世后，其婿胡林翼立即致信陶夫人，嘱其撙节用度，以防赔累，“岳父一生辛苦，并无余钱，且作官既久，江南事体又多，万一有赔累之事，则家中光景势必更难”。胡林翼还将萎靡贪惰的官场风纪归因于奏销弊政，“夫疆臣殚血诚以办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气短乎”。这也造成清代官场敷衍苟且的习气日甚一日，嘉庆九年，嘉庆帝严厉斥责朝中“因循疲玩”的恶劣官风，“奈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正是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之下，嘉道以降的清王朝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与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左支右绌，国势日蹙。

    要而言之，面对行政法典的条文与现实间的差异，清廷并未集思广益，公开透明地及时修订，而是本着“案例治国”的原则，随意增设、拼凑，造成叠床架屋的文牍体系，既降低了行政效率，又为书吏开启了挟例求利的巨大操作空间。作为财政审查制度，实施奏销的目的应是保障国家财政体系高效而廉洁地运转，但历代清帝为防范外官计，以僵化心态营造苛刻奏销的环境，对部吏索费之弊“明禁而暗纵”，致使财政体系扭曲变异，最终付出了官场风纪败坏与国家治理能力弱化的沉重代价。

    （作者：洪均，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财政体制变革与地方治理模式演变研究”〔17ZDA17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