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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5日 星期日

    辨证施治 中医战疫因人制宜

    作者:赵建永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5日 06版)

        【把脉】   

        6月北京疫情反弹后,中医界根据新冠肺炎最新证型特点,迅速拟订新的对治方案,并由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公布了《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对于本次最新疫情,张伯礼院士指出,许多患者表现为“湿热疫”的证候,这是由于发病在夏至节气前后;同为新冠肺炎,但与此前的辨证施治有所不同,正是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辨证施治的中医个性化治疗特色。

        中医治疗疫病已有数千年历史,积累了大量成功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医精髓的辨证施治,是通过审证求因,辨析病机,分清主次,以认识和解决疾病的过程。证是对病机的结论性判定,反映病程中病因、病位、病性、病理、邪正关系、传变趋势等等,所以证比症状更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疾病的实质。辨证,就是综合望、闻、问、切收集的症状和体征等信息,通过现象看本质,做出定性分析和论断。施治则是根据辨证结果,确定对应治法。中医辨证地看待病、证关系,强调同一种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证,不同的病又可表现为同一种证。因此在辨证施治原则下,采用“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疾病,因证候不同,而治法相异。异病同治,则指不同的疾病,若证候相同,就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中医虽然能辨病论治,但也可以不受疾病分科的限制,因其治病关键在证的异同,而不是病的异同。相同的证可用相同治法,不同的证就需不同治法,因人制宜。若能精准地辨证,中医便可效如桴鼓,并且副作用极少。在此次北京疫情中,中医专家们根据不同体质的人群,设计出治疗新冠肺炎的各种方剂,并根据时令变化调整处方,此皆为同病异治方法的应用。

        每当疫情发生,有无特效药备受世人关注,这似已成为制定应对方案的标准。鉴于迄今尚未研发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物,我们应转换思维,进而探索更富成效的治疗模式。中医重在“治本”,通过增强人体抵抗力和自愈力,改善免疫机能,从而在根本上治愈疾患。因此,中医对于病因不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疫病,能够通过准确辨证来有效施治。

        有史可考的大型瘟疫在中国爆发过三百多次,数千年来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中华民族从未被击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医。从殷商开始,我们已有防治不同季节流行病、传染病的方法。自《伤寒论》问世,确立了辨证施治的范式,中医更在瘟疫防治中屡建奇功。正是在中医的护佑下,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像欧洲黑死病、美洲天花那样因缺乏有效治疗所致的毁灭性疫灾。

        在防治常见病、慢性病、重大疾病和瘟疫方面,中医具有独特价值。中医治疗思路是扶正祛邪,标本兼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维护整体平衡,以提升人体免疫力。它往往不直接杀灭病毒,而是通过各种方剂或方法,培元固本,使“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通过改变病毒适宜生存的人体环境,加强抗邪能力,病毒纵然入内,也无法存活。新冠肺炎虽是新发传染病,但若能充分发挥中医辨证施治优势,则可治可控。

        中医辨证施治、身心兼治的诊疗模式,及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系统观,特别符合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这也决定了中医在今后医疗康养事业中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医和西医各有所长,应平等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从而更好地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我们亟须构建中西医相互学习与合作的医疗卫生新体制,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协同互补。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在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成效影响下,海外中医需求不断增长。我们期盼能够将悠久博大的中医智慧与全球充分共享,一起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新世界。

        (作者:赵建永,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天津社科院国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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