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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3日 星期五

    刚毅坚卓

    作者:羽翼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03日 14版)

        西南联大旧址。李明摄/光明图片

        “刚毅坚卓”,这四个字,每一个字都有着独立的含义,每一个字都折射出汉文字创始者的智慧,每一个字都包含着中华文化的精粹,每一个字都像黄河发出的吼声,每一个字都有滚滚长江一往无前的回响。

        “刚毅坚卓”是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写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写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仿佛每一笔都是用刀雕刻出来的——刻在历史的天空里,雕在这深情的大地上。

        2020年1月20日,正在云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西南联大旧址参观考察。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被迫南迁,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几经辗转安顿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总书记详细了解西南联大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赓续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刚毅坚卓”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对华发动全面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重危机。全民抗战爆发后,随着平津的迅速沦陷,北大、清华、南开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空前的浩劫。三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然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南京再次沦陷,长沙告急,为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为了抗战,为了国家的前途命运,为了让学校继续办下去,学校常务会决定,将学校迁往远离前线且能保持对外畅通的昆明。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入滇。一路沿粤汉铁路至广州、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市,转滇越铁路到昆明;另一路乘汽车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再转滇越铁路抵昆明;再一路则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3500里横跨三省进入昆明。三路师生会师昆明后,长沙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并于5月4日正式开课。值得一提的是,西南联大开办初期,所有校舍均为租借,由于资源紧缺,文学院、法商学院则远寄蒙自,直到1938年8月才正式迁入校本部——昆明。

        “刚毅坚卓”是一种风骨,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风骨。我上班的地方离西南联大旧址不远,“五一”长假后的星期天下午,我独自前往云南师范大学老校区,沿着领袖刚刚走过的足迹,一个人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想。我仿佛看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一个个身穿长袍的先生,带着一群热血青年,在警报声中高声唱着“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当我从博物馆出来的时候,泪水早已溢满眼眶……

        其实,我已经是第三次参观西南联大旧址了。每一次都热血沸腾,每一次都泪光闪烁,每一次都会在这里找到无穷的力量。七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早已沧桑巨变,可我仍能感受到先辈们尚未走远!

        第一次知道西南联大是在读中学的时候,班里的语文老师姓李,高个子,瘦身材,上课喜欢踱方步,讲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不看课本,却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全文,我对此佩服不已。讲朱自清其人的时候,专门讲到了西南联大,说朱自清在昆明的时候很穷,穷得连乞丐都看不上,有一次朱自清独自走在大街上,一乞丐追着他要钱,他反复跟乞丐说,我真的没有钱,乞丐不相信,仍一直跟在后面,朱自清无奈之下对乞丐说:“别跟着了,我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乞丐一听,转身走了,嘴里仍念念有词,“早说嘛,害我白跟了半天。”老师说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那是我记忆中最安静的一堂课,在我年少的心里有了第一个偶像——朱自清。

        后来,我到昆明上学,知道了更多西南联大的故事。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主要的对外交通被敌人封锁,很多援华物资主要通过滇缅公路、滇越铁路、驼峰航线运往前线。云南作为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牺牲。而置身昆明的西南联大,也时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汪曾祺先生有篇散文叫《跑警报》,说联大一位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先生,他开的课因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里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不落。雷先生有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同学打开笔记夹,看了看,说:“您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就是在这样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师生们吃的是粗粮,穿的是单衣,并且只能是吃不饱,饿不死。教师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学生怀着学习报国的理想,他们同仇敌忾,他们勠力同心。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刚毅坚卓”是一种情怀,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家国情怀。抗战爆发的时候,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有很多教授已经在国外研究、讲学或工作,他们毅然回国,与祖国共命运。在剑桥大学工作的华罗庚教授,放弃了继续在海外工作的计划,艰难辗转回联大任教。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在美国被多所大学挽留,人们劝他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的研究条件?”黄子卿坚定地回答:“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关于西南联大,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很多专业性研究。他们发现,西南联大会聚了当时的国粹级精英,培养出了大批栋梁级别的优秀人才。在昆明的8年时间,就读的学子约8000人,正式获得西南联大毕业证书的近4000人,还有800多人投笔从戎,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了不起的是,在西南联大的师生当中,总共产生了170多位两院院士,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还有一大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一流人才。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曲曲感人的赞歌,已永载史册。

        “刚毅坚卓”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爱国为底色的合作精神。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这样写道:“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

        “刚毅坚卓”是一群人啊,一群脚踏黄河、手摸长江的人。黑色的眼睛,黑色的头发,黄色的皮肤,他们是龙的传人。他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他们解放了全中国。他们传播着中华文明,他们走在民族复兴的大道上!

        (作者: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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