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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9日 星期一

    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

    作者:侯文学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9日 13版)

        编者按

        中国文学自发端,就关注到了自然山水,《诗》之比兴,《楚辞》的香草美人,都是诗歌与自然之间的共鸣。但是,诗人以自然山水为题材,将山水、田园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与精神家园,则是在魏晋六朝,以陶渊明和谢灵运为代表。本期的三篇文章,《走向山水的东汉文人》追本溯源,以东汉中后期的社会变化,探讨士大夫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之趣;《魏晋雅集》从文人以文会友的雅集出发,分析了山水诗萌发的社会原因与审美风尚;《陶渊明田园诗的三重境界》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展现了现实人生的生存境界、诗意人生的理想境界和诗歌艺术的审美境界,使得山水田园诗不再仅仅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更是文化意义上的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诗意表现。(刘冬颖)

        山水田园是古代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东晋以后“蔚为大国”。但其走入士大夫文人视野,文人于其中寄托悦乐之情、安居之意,却始于东汉中后期。那么,其中的原因与文学表现又如何呢?

        山水田园之所以走入东汉中后期文人的视野,在于彼时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士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变化,两者缺一不可。汉初统治者为方便统治,广筑城墙,人居城中。《史记·平准书》明确表示“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视山林川泽为国有。《银雀山汉墓竹书·田法》亦载汉法:“邑之名山林可以为田器及可以为国大器者,县不得之制也。恒山林□□囗者,县得制之。”国家专山泽之利是两汉恒久的制度。西汉武帝以后,虽然贵族生活豪奢之风日盛,但均未见占据山泽的情况。在皇权较为集中稳固的东汉中期以前,所谓的“山水之乐”便不是一般人所能享有。

        东汉中期以前,城邑的社会治安管理比较严格,人们的行动在时间上受到很大限制。《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杂律》规定,“越邑里、官市院垣,若故坏决道出入,及盗启门户,皆赎黥。其垣坏高不盈五尺者,除”。其中的《户律》又规定,“田典更挟里门籥,以时开;伏闭门,止行及作田者”。里门在伏日要锁闭,居民不能到里外去,更不能到城外去田作。京邑的管理尤其严格。《后汉书·郅恽列传》载,光武帝尝出猎,车驾于夜间返回洛阳城,时城门已闭,守城门的官吏敢“拒关不开”,显然是有制度的保障。时人的山水游赏受到极大限制。

        这样的情形必然使此期的文人与山水林野的关系较为疏离。文人的关注点主要在通邑大都之内,都邑的繁华奢靡成为重要的文学表现对象,扬雄《蜀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和《南都赋》都将曼妙的歌舞、精美的饮食、壮丽的宫室、有序的礼制建筑等都邑的代表性事物作为铺排夸饰的主要内容。

        这种实际的生活状态与价值取向,必然限制时人对于山水田园之趣的发现。一方面,人们不以山水林野为理想的生存环境。淮南小山《招隐士》就极力渲染山中的幽峻惨厉之状,以为世人生存的困境,劝诱隐于其中的王孙回归世俗。东方朔《七谏》、刘向《九叹》将愁苦之情与山水之居并举:“何山石之崭岩兮,灵魂屈而偃蹇。” “冥冥深林兮,树木郁郁。山参差以崭岩兮,阜杳杳以蔽日。”“悲余生之无欢兮,愁倥偬于山陆。”对于山野的消极态度显而易见,士人的山水之乐还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与都邑生存状态相适应,在汉代文人的眼中,山水主要是都邑的点缀与财富的来源,时人对于山水,主要还是从取用的目的上着眼,是外部观照的视角。两汉散体赋中的山水描写,就主要表现为对形势产品的铺陈。

        上述情形在东汉中后期之交发生了变化。彼时朝政崩坏,制度松弛,士人价值观念也发生转变。有识之士见微知著,于繁华的光影中见到衰败的苗头。主要活动在和、安、顺三朝(这是东汉由盛转衰的阶段)的张衡作为士大夫文人,用作品展示了他的心路历程。他任侍中时有感于宦官专权的昏暗,对朝政的热情减退,并于顺帝阳嘉四年(135)作《思玄赋》(孙文青《张衡年谱》),以神游的方式展开文学性的思考。主人公有感于现实“妒嫮之难并”,乃生“想依韩以流亡”的远游之思,虽然神游天上四方,最终却以“倏眩眃兮反常闾”(《后汉书·张衡列传》),亦即回到“故居”(都邑)作结,这是作家对于朝政还抱有希望的情志书写。永和三年(138)时任河间相的张衡又作《归田赋》,明确表达对于都邑所承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疏离态度。无论是观念还是文辞表现,这篇作品都具有前沿性。作家一方面回顾“游都邑以永久”的宦海生涯,重申“俟河清乎未期”的现实观照,继而表明“追渔父以同嬉”“与世事乎长辞”的疏离京邑之想,并构筑了一幅山水田园图景和描绘了徜徉其中的悦乐之情:“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沈之魦鰡。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张衡所构筑的田园图景,并非躬耕自励,而是要射飞鸟、钓游鱼,纵情田猎,逸乐之后,还要弹琴读书,著述养心,这种生活非有雄厚的庄园基础不能实现。此赋产生在东汉中后期之交,表达的仅仅是作家的理想而非现实的选择(次年张衡征拜尚书郎,并去世)。文学史以偶然的方式说明:山水之乐还只是停留在士大夫的精神层面,人与山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结合张衡《南都赋》《二京赋》来看,作为物质层面的山水,主要还是以出产铜、铁、树木、鸟、兽、虫、鱼等实用生活物资而受到人们的关注。

        张衡在《归田赋》中提示的理想生活在皇权跌落的汉末逐渐成为士大夫的现实选择。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隐处山泽,不应征辟”(《后汉书·方术列传》)。都邑和其管理方式,也逐渐遭到废弃。从史书记载来看,权臣僭越汉制,据山泽为己有的情况到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史载梁冀“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后汉书·梁冀列传》)。这固然是梁冀的奢僭,但绝非个案。到了汉末,朝廷默许人们散居城外,于是出现“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仲长统《昌言·理乱》)的情况。士人居于城邑之外乃至山泽,甚至演为一种风尚。

        对于士大夫而言,居于城外的山间水域,并非要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而是要广建庄园,做到“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不肯游于帝王之门却又“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的“狂生”仲长统所构筑的理想家园正是这一现实环境的产物:“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艰,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羊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列传》)富厚的庄园生活是仲长统理想的主要内容,也是游息山水、讲论古今、弹琴雅歌、养性全生等生活畅想的基础。这在当时,应该是那些士大夫的普遍追求,也是他们可以落实的选择。有了坐拥山水的物质生活的士大夫们,方能以审美的心情来审视山水田园,心神也畅快无比。这是山水之乐的现实起点。

        山水首先是作为个人财富进入士大夫的视域,成为其庄园的重要构成,或者是庄园依托的环境。有此实际生活形态的改变,士大夫才能普遍将情志寄托于山水田园。由汉末士大夫开启的定居村落与郊野的生活,至魏晋蔚然成风。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与其文学创作合观,可以说,庄园使士大夫们有了置身山水的物质环境,玄学使他们所面对的山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使之安于山水,并进一步发现山水之趣,雅集游赏,宴会赋诗,从而留下大量的相关题材作品。

        作者:侯文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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