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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0日 星期六

    以中国文化为本位

    ——评译林版《陈寅恪合集》

    作者:武黎嵩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20日 09版)

        陈寅恪书法 资料图片

        《陈寅恪合集》 

        陈寅恪 著

        译林出版社

        【读书者说】

    编者按

        陈寅恪(1890年7月—1969年10月),近代史学界集大成者,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史学四大家”。陈寅恪的著作是研读中国史的必读书籍。陈集多年来一直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值陈寅恪逝世50周年纪念之际,译林出版社诚邀专业古籍编校团队悉心勘对,在不改变陈集原貌的前提下,更正早先版本中的舛误,推出了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本陈寅恪集,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读者。

        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

    阅读陈寅恪的三道门槛

        陈寅恪先生1969年10月7日逝世,唐夫人旋即随先生谢世。彼时正是十年浩劫之中,先生著述未遑整理付梓,颇有散佚。1980年经先生弟子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苦心保护搜罗整理,《陈寅恪文集》七种十册(附编年事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柳如是别传》均为首次面世。1993年《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陈寅恪先生的诗歌首次集中面世。2001年三联出版社出版《陈寅恪集》十三种十四册,又增加《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与杂稿》等,至此陈寅恪先生的著作大体完整的呈现出来。以上各个时期的著作出版,排版时均尊重陈先生一贯之要求,繁体字竖排右度版式。可以说经历了近20年的接力式整理出版,这些著作的面世,奠定了陈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学术地位,也全面地展示了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为21世纪初以来的“陈寅恪热”做好了文献准备。

        然而阅读陈寅恪,其实是有着门槛的,这门槛大概有三重:首先,早在上世纪20年代陈先生游学欧洲,习得东方语言文字之学,并希冀以之从事比较研究,断言“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又欲收购蒙古、满洲、回文书,从事宗教学之研究。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即所谓“预流”,如当时东西方共同研究的热点——敦煌文书。然,这一学问乃是所谓专家专门之学,一般大众乃至学者,如非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则不易置喙。此一项内容,也是讨论陈寅恪先生最爆冷门的。其次,第二道门槛,乃陈先生旁征博引的地毯式考据,此固然为乾嘉以来中国学术的旧传统,同时也是历史学如“老吏断狱”般必须形成论证闭环的家法使然。但不厌其烦、详细列举史料,疏通史料间的逻辑关系,则远非读一般文艺作品那样,可以有审美般的享受,而需聚精会神,随陈先生的逻辑线索思考,多半还需要边阅读边圈点、同时做笔记。再次,陈先生的行文方式,也常能使一般读者望而却步。若《柳如是别传》皇皇巨著80余万字,篇幅约同于班孟坚之《汉书》,然仅分五章七个大段落,以浅近的文言体行文,考据之外夹叙夹议,实不易读。陈先生出身世家,父兄皆擅诗文,本人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训练,谙熟《文选》、唐宋以来名家诗文,故其所撰之序跋,除义理精湛外,多能得古来骈散文之要诀,诗歌被誉为“合双山于一手”(白香山、李义山),要能完全读懂陈先生之论著诗文,恐怕也需要极好的古典功底。

        此番译林出版社出版简体横排本《陈寅恪合集》分《史集》(含《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讲义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和《别集》(含《寒柳堂集》,《柳如是别传》,《诗存》),大体以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为底本,堪对文字,改用简体及标准标点符号。这是陈先生逝世50年后,著作权公版之后第一种简体横排本的陈先生著作集,今后可能还会有其他出版社或出版团队跟进。以笔者研究统计,同为民国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有“北陈南柳”之称的柳诒徵先生逝世(1956年2月3日)50年后,柳先生的名著《中国文化史》已经有六十余个版本出现,恰可作为参照。

    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

        陈寅恪先生著作公版之后,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便是是否按照通行的简体横排版式,出版新的适合(迎合)大众阅读的版本。据今天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陈寅恪先生在1965年11月20日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书信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唐夫人亲笔代陈先生特别写道:“又请注意下列两点:(一)标点符号请照原稿;(二)请不要用简体字。”从对作者尊重的角度出发,似乎无论是公版,都应当按照作者的基本要求出版,于是“擅自”出版简体横排本很不应该。这也是简体横排本出版的消息刚一出来,便引发争论的缘由。陈先生长女陈流求女士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父亲曾经说过,繁体字和简体字解释的意义不完全一样。……父亲看的书、学习的知识都是用繁体字呈现,他觉得有些简体字不能代表那个意思。”然而,我倒是想谈一谈,陈先生坚持使用繁体字背后的另一层精神。

        陈先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托命之人”,而这种“托命”并非只有陈先生一人,先生自谓议论近乎曾国藩(湘乡)、张之洞(南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与民国时期南方学派的柳诒徵、吴宓等主张的一则“昌明中国之真文化”、一则“输入欧美之真文化”并无二致。而对于“昌明中国之真文化”,我们似乎在陈先生身上看到两种精神的结合,一则是近乎信仰的热爱与忠贞,另一则是清醒的理性辨析与阐述,陈先生可以说是近代学人群体中熟悉掌握西方学术训练和研究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能将中国文化特别的好处讲清楚的学者。而无论方法如何,在价值指向和学术立场上,陈寅恪无疑是“中国的”且是“华夏的”。笔者翻检译林新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试举一例。

        近十余年来,在我国学术界有一股“大元史”和“新清史”的学术热潮,也有学者在著作中刻意,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中所谓的“内亚性”和“内亚传统”。也有学者指出,“大元史”和“新清史”都不新鲜,其在日本近代“民族学”和“东洋史”的脉络中,已经萌生并发展,其中暗含了去“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思潮。(参考孙江《日本的“大元史”与“新清史”》)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贞利《从支那首都计画史上考察唐之长安城》,提出重实践的“北方胡人的有识之士,所提出的这种都市计划构想。”北魏首都平城、东魏首都邺城、隋首都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营建,都是这种北魏胡族实践性的体现。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都城建筑》一节,专门着笔驳斥。陈先生举出史料,营建北魏平城京的蒋少游,曾报使江南,摹写南朝都城建康宫殿建筑,又曾专门前往洛阳量准魏晋宫殿基址。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新京建设者之一李冲乃河西汉人世家大族,凉州姑臧城(今武威)本模仿汉魏洛阳城而建,李冲取凉州城之建设经验,施用于北魏洛阳新京。东魏新京邺南城,全袭孝文帝洛阳之旧规,又是一汉化之成果。此邺城之建设经验,又随东魏灭亡后而输入隋朝。实则唐长安城,取法“中国之经典”“华夏之旧制”,而非由鲜卑人所创设。文末,陈先生专门论及“……若技术人才出于胡族,则必于西胡而不于东胡求之。盖当时中古时代吾国工艺之发展实有资于西域之文明,而东方胡族之艺术殊不足有所贡献于中国。”

        曾记2004年秋,在南京汉口路22号卞孝萱先生宅中,卞先生指陈寅恪先生诗,为我一一释疑,并语重心长地说,“陈老先生诗文中,但凡是论及胡、汉的,都大有深意存焉,有古典、有今典,不可泛泛观之。”假如我们把陈先生驳斥那波利贞的都城建设渊源说,放在三十年代中日关系的背景下,日本学界纷纷开启研究“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再看陈寅恪先生文中“东方胡族”与“西方胡族”之议论,则知先生著述旨趣,实关国运。陈先生以其博闻强识的学养、严密的论证——这一高超的学术技术手段,完成了他“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主张表达,我想这正是陈先生的可敬之处。我认为,这也是我们今天读陈先生的书,所最应当下功夫的地方。

    普及学术思想,知我中华文化

        我曾亲聆陈先生女儿、弟子说,先生乐谈国内外政治形势,抗战时与张遵骝等谈话,常是通宵达旦。坊间传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制成功,陈先生拊掌而叹:“这下好了。这下好了。”读先生书,能知先生热爱此“禹贡九州自古相传之土”,能知我“中华文化”中有亘古相传之义理:用鼎簋时如是,用盘碟时亦如是;用籀篆时如是,用隶楷时亦如是。

        柳诒徵先生曾感叹近代学术云:“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中国文化史·最近之文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推行简化汉字,虽然有不少缺陷,然而确实也起到了文化普及和提高整体国民素质的作用。《论语》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孔子述六经,自不能辨楷草。今天,顺应大众阅读的需要,出版简体横排本的《陈寅恪合集》,如若销售得好,阅读者多,于普及陈先生学术思想,提升一般读者历史文化知识不失为一好事。然繁体行文与简体行文习惯不同,且标点符号使用也有差异,倘或有学者担心简体横排本《陈集》存在质量问题,不妨细读纠错,责成出版方改订。古有千家注《杜诗》,今若有万人校读《陈集》,亦为今日学林之一佳话也。

        (作者:武黎嵩,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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