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抗疫不力的政治制度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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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历史学家方纳认为，许多美国人以为，美国的政策和体制代表了一个应被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但此次美国抗疫不力，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高企，疫情尚未得到有效防控，仍在持续蔓延，而美国的政客们不是专注于抗疫，却用心于甩锅、卸责，让人不由得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反思。

    美国是一个总统共和制的联邦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两党制的政党制度。回顾历史，美国的建国者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共和体制，即政治权力不由世袭继承，但又要禁止人民直接治理国家。为此，美国宪法只赋予人民间接选举总统的权力，没有罢免总统的权力，参议院也由间接选举产生，法官不经选举产生。此外，很多美国建国者痛恨政党这个理念。例如，美国的“宪法之父”麦迪逊明确反对政党，国父华盛顿曾告诫后来者：不要让更关心赢得选举的党派意识侵蚀美国的整体利益。

    美国的建国者们试图从制度层面为国家设定未来，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完全遵循他们的意志。美国的两党争霸现象自19世纪延续至今，党争已经激化到接近引发宪政危机的程度，这不仅在严重撕裂美国政治与社会，还深刻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效能。正如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指出的那样：“腐败的政治阶层、僵化的官僚机构、冷酷的经济、分裂的公众……一场强烈和无处不在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美国已经身患严重的慢性病，却多年来得不到治疗。”美国身患的这些“慢性病”是抗疫不力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双重结构性冲突。

第一重冲突存在于党争与联邦制之间

    美国的50个州全部因新冠肺炎疫情进入“重大灾难”状态，新冠病毒正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美国人，需要美国整合所有公共卫生资源并尽可能地动员全体社会资源进行有效应对。

    根据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美国实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分层治理，各州保有相当广泛的自主权，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等。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事务属于内政，以州和地方政府为主进行管理。各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而联邦政府统一调配医疗战略储备和给予地方政府补助等。两党激烈的党争给三级政府之间的合作抗疫带来明显的负面作用。

    首先，联邦政府面临着扩权与限权之间的张力。3月，白宫表示考虑以联邦政府名义下达对纽约州等三个疫情严重州的强制隔离，遭到纽约州州长科莫的强烈反对，认为这是“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宣战”。因为根据联邦分权原则，对重点疫区是否采取强制隔离属于各州行使的权力，联邦政府无权用强制性手段干预州政。除非各州愿意让渡一部分治权，联邦政府无权统一部署旨在切断病毒传播链的强制性措施。

    其次，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和城市与其他由共和党主政的州和城市对疫情防控的指令不一，很难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战略来遏制疫情并重振经济。4月，纽约州等美国东海岸7个州组建“多州协定”，加州等美国西海岸3个民主党主政州组建“西部州协定”，不接受联邦政府领导，自行组建联盟协调防疫和复工等问题。由于共和党主政州的疫情防控措施整体偏松懈，位于共和党主政州的休斯敦、亚特兰大等民主党主政城市先于所在州的州政府宣布居家隔离禁令，形成“共和党主政州-民主党主政城市”的对立格局。

    再次，党争渗透到抗疫物资的采购和调配之中。各州与地方政府都在筹措抗疫物资，但是联邦政府与多个州政府竞价抢夺抗疫物资，甚至有些州自行购买的抗疫物资被联邦政府征收后再另行拍卖。联邦政府调配抗疫物资以党派考量为重，优先照顾共和党主政州和对共和党选举比较重要的州。民主党主政州与联邦政府就此不断暴发矛盾和冲突，以至于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科莫呼吁组建一个全国性的采购联盟，以避开联邦政府。

    最后，白宫支持民主党主政州民众反对州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4月，从密歇根州民众爆发抵制州政府推行隔离检疫的示威活动开始，要求取消居家隔离令的抗议活动在多个民主党主政州蔓延。白宫支持这些抗议者，表示要“解放”他们并保障个人拥有枪支权利的宪法第二修正案等，引来了多州州长的猛烈抨击。民主党党籍的华盛顿州州长英斯利认为这等于是在“鼓励人们违反法律”。

第二重冲突存在于党争与三权分立制之间

    美国政治体制的最大特色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分立和制衡，除了三级政府治理的纵向分权，联邦一级横向层面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与党争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使得政治化考量颇多、协作化努力不足，不利于美国防控疫情工作的有效开展。

    当前，美国众议院由民主党控制，白宫和参议院由共和党把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两党不得不展开合作，虽然协同出台了防疫法案并通过了四轮纾困措施，但是彼此充满猜忌，党争从未停止。例如，在紧急纾困法案的讨论中，两党争相加入自己的要求以取悦本党基础选民——共和党推出工资保障计划，民主党推出疫情失业救济金发放方案等。

    4月2日，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宣布成立由两党组成的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联邦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措施，包括监督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的资金如何支出等。对此，白宫表示这是“政治迫害”，声称正是因为民主党人提出的弹劾调查使得联邦政府无法有效进行疫情防控。

    当前，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的任何行动或表态都有可能被两党党争所捆绑，政客们利用权力分立和制衡机制尽可能满足各自党派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其结果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决策与执行的低效率。美国公民特别是老人、穷人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备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他们的健康权因此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选举机制失灵 舆论场分裂

    4月19日，《洛杉矶时报》刊文发问：“重大灾难通常会让美国人团结起来，但为什么现在却不是这样？”其实，答案就在于上述双重政治张力之下，政党政治产生的派系斗争使政府政策沦为博弈的筹码。那么，美国“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机制和舆论监督机制等为什么没有对疫情防控发挥积极作用呢？

    西方政治理论认为，两党或多党竞争性选举有利于社会和选民问责。但实际上，“一人一票”的选举已经不过是一种获得政治正当性的程序，如果民选代表的施政行为不能真正符合选民利益，选民也不可能对其进行直接问责，只能期待下一次投票改选他人。并且，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政策制定者的实际影响力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例如，紧急纾困法案包含面向中小企业的工资保障计划，该计划让数百家不应获得贷款的上市公司获取了数以亿计的贷款，但很多小企业却一无所获。

    此外，美国是一个由多元种族构成的复杂集合体，近年来美国社会的阶层差异、族群差异、代际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持续加剧。疫情暴发以来，从是否保持社交距离、居家隔离，到急于复工等，不同文化认同导致的观念冲突频发。“一人一票”机制并未能形成民意合力来监督政府。相反，选举政治为大资本特殊利益集团“制度化”地钻空子提供了大量空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两党利益之争越来越肆无忌惮，推动着社会分裂愈发向极端化发展，从根本上侵蚀了美国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抗疫的社会基础。

    这些分裂与冲突同样也体现在美国的舆论场。美国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11万例，疫情还让种族、阶层、代际、健康等多重不平等性日益凸显。在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担忧和恐惧之下，各种种族主义言论横行，对新冠肺炎疫情持不同观点的人们互相攻击的现象日益普遍，所谓舆论监督并未有效推动美国政府提升其抗疫工作的效能。疫情之下的现实隔离与精神、观念等的隔离使得美国舆论的分裂也日益严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疫情防控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

    在美国，“经济利益高于生命价值”，其背后有着深刻复杂的美国政治制度因素。政客们花样百出的甩锅行径于抗疫无益，政治的极化与分裂只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的固有顽疾。美国，到了该自省与自我革新的时候了。

    （作者：魏南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