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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2日 星期五

    对酒当歌,横槊赋诗

    ——曹操的音乐人生

    作者:黄敏学 《光明日报》( 2020年06月12日 16版)

        锁战船横槊赋诗 萧玉田/绘

        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而且其对音乐之贡献,亦不容小觑,中国古代重要乐种清商乐,便创始于曹操。

        清商乐兴起于曹魏时期,上承汉代相和歌之传统,下启隋唐燕乐之先声,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的建安文人团体,不仅促成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型,更让清商乐声名鹊起。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辞”云:“清乐者,九代之遗声。其始即相和三调是也,并汉魏以来旧曲,其辞皆古调及魏三祖所作。”钟嵘《诗品序》亦言:“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颂,被之瑟琴”(《武帝诔》),《曹操集》所收诗歌20余首,皆为乐府歌辞。汉乐府曲辞大多采自民间,格调不高。曹操对音乐有着强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卖唱的歌女,故“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聆赏民歌时调。就在弥留之际,曹操还留下遗令,要求将生前所用的歌伎乐队全部安置到铜雀台,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还要拉出来热热闹闹地演奏一番,让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赏到人世间美妙的音乐,对音乐的挚爱可谓至死不渝。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曹操于戎马倥偬之际,不废吟咏,“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他填写的乐府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薤露行》等在当时就众口相传,风靡一时。

        作为鲁迅笔下“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在乐府歌诗的创作中,不蹈袭前人成法,不断追求新变。《短歌行》,据崔豹《古今注》云:“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充满宿命论的陈腐观念,而曹操创作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同时,又融入其求贤若渴、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给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与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辞皆为丧歌,而在曹操笔下则成为描写东汉末年董卓暴行和军阀混战的叙事歌曲,“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步出夏门行》为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原是感叹人生无常,追寻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龟虽寿》等四首抒怀咏志的不朽乐章,“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独辟四言声调,故是绝唱”。

        曹操对音乐的酷爱还被编排成“一场音乐会引发的血案”。在合肥市杏花公园有个名曰“筝笛浦”的景点,《搜神后记》云:

        庐江筝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这个传说在民间不断演化,成为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当年金斗门外与淝水相接处,大水浩荡,芦苇茂密,水中有岛,花竹繁盛,风光秀美,张辽在逍遥津大败孙权后,曹操乘坐一条大白船,与众将士在船上畅饮欢庆,并找来歌伎在船上奏乐助兴。演出到了高潮,众将士一齐涌向曹操欢呼致敬,致使大船失去平衡,船覆人翻,乐极生悲。曹操自然被人救起,歌妓则香消玉殒。此后每到夜里,这里便会如倩女幽魂般响起铮铮奏乐之声,“筝笛浦”由此得名。明清时期,金斗河蜿蜒流过溺妓覆舟的古筝笛浦,碧树黄鹂,流水淙淙,渔郎钓艇,雾笠烟蓑,风光如画。清嘉庆八年的《合肥县傅郭城图》上仍标有筝笛浦,曾任合肥知县并主编《嘉庆合肥县志》的左辅有诗云:“搜神寻旧浦,浪说绮罗纷。艳质一时尽,清歌何处闻。落花销别琯,荒梦散朝云。回首西陵树,何曾驻夕曛”。如今筝笛浦已改建成一处人工湖。

        魏文帝曹丕对音乐的爱好不让乃父,游宴赏乐、选色征声成为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在《与吴质书》中,曹丕写道:“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其弟曹植也记载曹丕宴饮时歌乐并举的情形,“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还能自弹自唱,“《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遗令,使节朔奏乐,魏文制此辞,自抚筝和歌。歌者云,贵官弹筝,贵官即魏文也”(《古今乐录》引王僧虔《技录》)。曹丕的《燕歌行》被视为我国七言歌诗之嚆矢,诗中更是明确提到“援瑟鸣弦发清商”,足见清商乐在当时已是家弦户诵。

        陈思王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誉,精通音乐,以“古曲多谬误”,“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编成流传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还被尊为中国佛教音乐的创始人,一次他在东阿县鱼山游玩,“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其声动心”,激发其创作灵感,“植深感神理,弥悟法应,乃摹其声节,写为梵呗,撰文制音,传为后式,梵声显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呗赞篇》),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鱼山梵呗。

        由于统治者的特殊喜好,曹魏在中央机构中专门设立了清商署,曹操平定河北迁都邺城后,起铜雀台,纵情歌舞声色,“乐终古而未央”。据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云:“魏太祖起铜爵(雀)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属光禄勋”,将曹操建造铜雀台作为清商乐兴起的源头。南朝王僧虔亦言:“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氏三祖,风流可怀,京洛相高,江左弥重”(《宋书·乐志》)。

        曹操不但雅好乐府民歌,对宫廷雅乐也加以保存与恢复。雅乐在“汉末大乱,众乐沦缺”的困境中,更以历年兵燹不止,其恢复与重建自然困难重重。曹操平定荆州后,喜获乐人杜夔。杜夔“以知音为雅乐郎”,精通音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只是不擅长歌舞表演。曹操任命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因令创制雅乐……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皆自夔始也”(《三国志·杜夔传》)。经过曹操等人的不懈努力,曹丕即位后不久(黄初二年),雅乐已具备相当规模,一时间真是“思宏古人,咸与更始”,杜夔也由此升任太乐令、协律都尉。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阳病逝。他基于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兼以宏伟之想象,对乐府诗的体制进行了大胆革新,发壮心,抒豪情,表现出尚实精神与通达作风。曹操对汉乐府的改造,拓宽了乐府音乐的创作领域与艺术表现力,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对清商乐的形成乃至中国音乐史的走向,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1800年的岁月流转,依然熠熠生辉。

        (作者:黄敏学,系绍兴文理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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