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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1920年6月4日，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北疆博物院创始人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幸家沟的黄土层中发现了一个石核，这个发现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及相关学科的序幕。
在天津自然博物馆6月4日举办的“‘石’破天惊——纪念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现100周年”特展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介绍，1920年6月至8月，桑志华在黄土地层中发现三件更新世人类制作的石制品，1923年桑志华、德日进发现、发掘内蒙古萨拉乌苏遗址和宁夏水洞沟遗址，发现“河套人”牙齿，奠定了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并使中国在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上占据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地位。
桑志华的科考
眼前这枚多面体石核和两枚仅有两平方厘米的石片，拉开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序幕。它沉睡了数万年后，被桑志华挖出来放在了展柜中。
“‘石’破天惊——纪念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发现100周年”的主角就是它。1920年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的黄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后，便萌生了寻找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的念头。不久后其他人告诉他，在鄂尔多斯沙漠南缘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哺乳类动物化石。这更激起桑志华考察古人类遗址、收集遗物的劲头，几年来的奔波，收获颇丰。
桑志华著有《中国东北的山区造林》《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它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桑志华1914年来华，1938年回到法国，1952年在法国逝世。
桑志华对中国北方的古生物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行程5万公里，途经中国北方300多个县境，采集了无数的动植物、昆虫、矿物标本以及民俗学、人类学藏品，并撰写了大量有关博物院和科学研究的著作。
高星说：“一百年前的今天，桑志华挖掘出来的石核，是我国境内出土的第一件有确切的地层记录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就此掀开序幕，桑志华在此方面的贡献被中国学术界铭记并发扬光大。尽管之前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找到过一些石器，但都是裸露在地表的，桑志华发现的标本发掘自黄土地层，黄土地层清晰地记录着人类活动的时代和当时的环境，这样就把中华大地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前推移了数万年。”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21年在河南渑池县发现了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一直以来，考古学界认为这是我国原始社会考古研究的开始，中国考古界在筹备明年举办学术活动，纪念考古学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百年。但高星认为，中国考古学其实始于1920年6月4日，甘肃庆阳黄土地层中出土的三件更新世石制品是这个学科的里程碑，桑志华是这个学科的揭幕人。
博物馆的“活化石”——北疆博物院
北疆博物院是目前我国早期博物馆中唯一一座原址、原建筑、原藏品、原展柜、原历史文献完整保存至今的博物馆，堪称中国早期博物馆史上的一座“活化石”。其南楼修建于1929年，1930年建成，为二层砖混结构，占地面积33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690平方米（含地下室18平方米）。原使用功能为北疆博物院的图书室、实验室和地质古生物库房。
原北疆博物院图书室收藏有图书14000余册、地图复制品900余张以及各类印版等文献资料。图书涉及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动物学、植物学等20多个学科，其中80%为外文语种，相当一部分都是当时世界顶级学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著作和当时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连续性期刊。
高星说：“桑志华把自己多年科考活动的成果存放在了北疆博物院内，在北疆博物院建成之前，我国很多动物化石被作为中药成分入药，这些化石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重要支持，有着非常重要的科研意义，桑志华把这些化石大多留在了中国本土。更难能可贵的是，桑志华有很好的科学素养，他把发现的化石埋藏的地层、环境做了很好的观察和记录，还绘制了许多地图，这为后人的继续学习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国的古生物学、考古学科等基础学科源于西方，是西方的传教士和相关学者带入中国的。近二三十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我国的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很快，已经跻身国际学术领域前列。”高星认为，相对于我国丰富的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资源和日新月异的学术发展，我国在这些基础研究领域所受到的重视和得到的支持仍显不足。他建议，我们应该将基础科学研究揭示自然与人类演化规律，创造文化与精神产品，提高大众文化素养，提高国家软实力作为重大的国家战略需要，给予相应的支持和鼓励。
（本报天津6月4日电 本报记者 刘茜 陈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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