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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北非是多种古文明汇聚、碰撞与融合之地，不同文明在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的过程中所凝聚的强大能量，推动着北非历史的演进，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古代北非多元文明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文明都在古代北非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烙印。
首先是古埃及文明和古波斯文明的影响。古埃及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借助母权制、传统宗教制度和“神授王权”的意识形态，先后经历了早王朝、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和后埃及等多个发展时期，共建立了31个王朝，延续时间长达3000年之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绚丽多彩的独特的传统文化：象形文字、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卡纳克神庙、帝王谷、孟农巨像等遗存，以及发达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因此，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精华。古埃及文明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主线。
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前期进入伊朗。公元前550年左右，阿契美尼德人在伊朗高原崛起，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波斯帝国，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根基。古波斯文明的辉煌，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宏伟华丽的新都——波斯波利斯城，精美的浮雕和岩雕，连接帝国各地、被称为“御道”的交通网络，以及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基础设施。此外，还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出现的各个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如同古埃及一样，波斯人对君权神授和正统观点的强调，深刻影响了波斯的发展。波斯帝国作为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帝国，吸收了多种文明的先进性，表现出波斯文明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特征，并且超越了原有的文明中心即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性文明。所谓“波斯帝国的文明秩序”，就是以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古波斯文明的非凡价值还在于，在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亚非文明的互动性交往，推动了古代北非历史空前的跨越式演进。
古代北非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古希腊、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历史的再塑造。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公元前30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在300年左右的时间里，北非进入“希腊化时代”。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而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新型的文明。它使古代北非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文字、风俗、政治制度等都受到了希腊文明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商业活动的中心，而且引领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关于太阳系的理论、阿基米德定律的创立、圆周率的划分、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埃及也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主义的典型案例，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人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
迦太基是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呈现在古代北非舞台的另一个重要帝国，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它是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地区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后来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腓尼基人通过与说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的交往和通婚，创造了一种叫作“布匿”的混合语言文化。迦太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及跨越撒哈拉沙漠的黄金和象牙交易。及至公元前1000年的后半期，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易帝国。有研究者评论道：“作为城市国家的迦太基试图像一般的帝国那样进行统治，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制政体。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作为补充，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装力量。
然而，随着迦太基人在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的败北，迦太基古城最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罗马势力迅速向北非拓展，陆续征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和柏柏尔部落，统一了北非，先后设阿非利加（即突尼斯）和埃及两个行省，北非沿海地区与内陆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罗马化”。在罗马人对北非长达近6个世纪（公元前146年—公元439年）的统治下，北非农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发达的农业为罗马提供大量所需给养，成为帝国的粮仓。同时，罗马人还在北非修建了上百座城市，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竞技场、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至今北非还存有许多罗马古迹。
古代北非文明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早期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是继犹太教之后在公元1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一神教，具有跨文化的特征，反映了希伯来人的一神论、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北非、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之一。公元2世纪前半期，埃及与北非其他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已出现众多基督教团体，而且基督教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的人之中传播得最快。2世纪末，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校——迪达斯卡利亚，成为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和理论家。
早期基督教的不同教派曾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和人这个本质性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参与争论的两个重要派别即阿里乌主义派和基督一性论派都以埃及为据点。这两个派别的教义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相左，先后被罗马教会和帝国宣布为“异端”和“异教徒”。基督一性论派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会议上被宣布为异教徒后，经受住罗马教会和帝国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发动的进攻，形成了埃及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教派。较之其他地区，科普特教派改变了北非和尼罗河流域的基督教发展轨迹，其内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或东正教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
自公元7世纪上半叶起，基督教未能抵御另一新的一神教——诞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向北非迅疾拓展，最终确立伊斯兰教在北非的主流宗教地位。作为征服者，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顺应现世”，大量基督徒纷纷改宗。同时，阿拉伯帝国实行伊斯兰教的低税制，与拜占庭对北非属地强征高税形成明显反差，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吸引力。与此相反，基督教则因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自身力量。特别是其教义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北非大多数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无法应对伊斯兰教强劲的拓展之势，基督教因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化。唯有科普特教派在埃及扎下根，时至今日，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的机构。
综上所述，多种文明的汇聚、碰撞、融合和更替，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流变波澜壮阔的画卷，并为探究北非的古代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和重要线索。它们不仅弥补了阿拉伯人因忽略伊斯兰教诞生前古代北非史研究所造成的文献史料短缺的不足，而且启迪人们从文明交往的视阈进一步认识和领悟不同文明间交往的内涵、类型、因素、属性、规律和本质等，文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尤其是物质、精神、制度等层面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简言之，文明交往也是研究和解读古代北非历史的一把钥匙。
（作者：王铁铮，系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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