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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星期六

    孔子“居宋”新说

    作者:高培华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07版)

        豫东夏邑县王公楼村,有孔子还乡祠。明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地理志》记载:“还乡祠位于县北十五里,说者谓孔子还乡祀先,后人思而立之。”清光绪年间夏邑知县、曲阜人孔繁洁撰《重修还乡祠》:“我祖发祥于鲁,实肇基于宋,夏邑古宋地,先代世为宋卿,食采于斯,此省墓还乡之所由来与欤!故后人建祠以祀之。”而笔者发现,孔子还乡不仅是祭祀祖先,在弱冠之年前后,他曾有数年生活于此。请看《礼记·儒行》开篇问答: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

        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

        孔子晚年自述,少年居鲁,穿鲁国流行的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居宋,戴宋国流行的“章甫之冠”,此乃入乡随俗养成的服饰习惯。由此看来,“长居宋”应当在弱冠之年前后。一个人穿衣戴帽的习惯,成为终身不改的积习,没有三年五载难以养成。故青年孔子“居宋”时间,少说也有三至五年。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证据如此明确,司马迁以来的古代学者、近现代学者,及众多的孔子后人,为何都不予采信呢?笔者以为,原因如下:

        第一,《左传》《史记》有关记述阴差阳错。《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随君出访,因“不能相礼”出丑而深以为耻之后,紧接着写“及其将死也”,遗嘱让两个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不着痕迹跳到17年后。昭公七年孔子17岁,故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误将孟僖子遗嘱系于孔子17岁之年,并在17岁与30岁之间,插入南宫敬叔请示鲁君、获鲁君资助、随孔子“适周问礼”于老聃的记载;又写少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孔子曾任季氏家管理仓库、管理畜牧的小吏,本职工作都做得挺好),初步形成了孔子青少年时代一直在鲁国的印象。

        第二,《孔子家语》记“孔子年十九,娶于宋国并官氏(明版《家语》误作亓官氏)之女,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鲁昭公使人遗之鲤鱼。夫子荣君之赐,因以名其子也”,证明孔子弱冠之年生活在鲁国,并非“居宋”。这成为《礼记·儒行》所言“长居宋”的直接反证,使之可信度丧失殆尽。

        以上两条材料,产生于儒术独尊、孔子日益被神化的时代背景下,圣人自然是越早慧、越被尊重越好。如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桓公六年》“取于物为假”注:“若伯鱼生,人有馈之鱼,因名之曰鲤。”唐孔颖达即以杜预此注无涉昭公为据,作疏文对《孔子家语》“昭公馈鲤”提出质疑。(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十三经注疏》下册)清儒周寿昌反驳孔疏曰:“杜注称人、不称昭公者,或偶有遗忘……孔子年二十,其德已足感人,生子而君馈之鱼,不必定无其事。”(周氏《思益堂集》“日札”卷一,清光绪十四年王先谦等刻本)因为杜注看似孤证,而孤证不立,故周氏一句“或偶有遗忘”,便轻松排除了它成为反证的资格。

        到了近现代,屡有学者指出:鲁昭公七年,南宫敬叔尚未出生,而孔子正遭受歧视,“季氏飨士”且不能参与,20岁生子怎能引来鲁君馈赠?其实,孟僖子死于昭公24年,时年孔子34岁,以“知礼”闻名,已在鲁国设教授徒,故孟僖子遗嘱让两个儿子师事之。至于孔子生子、昭公馈鲤之事,《史记》无载;杜预《左传·桓公六年》之注文无涉昭公,也并非孤证。《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义》逸文曰:“伯鱼之生,适有馈孔子鱼者,嘉以为瑞,故名鲤,字伯鱼。”也只字未提昭公,可与杜注孔疏互证。今本《孔子家语》虽说经孔安国整理,但是直到三国王肃整理、注释,才行之于世。其昭公馈鲤之说,应为后儒所掺夸饰之辞。既然近现代学界对反证材料已提出质疑、否定,为何孔子“居宋”之事,仍未得到论述和肯定呢?这就谈到下一条。

        第三,近现代疑古思潮盛行,《礼记》被视作“伪书”,其所记载均成为不可征信之事,遂致《儒行》篇孔子自谓“长居宋”基本无人提起,更没有人视作足以推翻旧说的证据。

        20世纪90年代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问世,学界对于《礼记》的看法开始改变,大都认识到,它虽为汉儒编纂,所收集的却是先秦论著,其中有不少作品产生于孟子之前。因此,《礼记·儒行》“长居宋”的记述,是颇值得信任的,故笔者方敢引以为据,持此新说。

        那么,孔子为何离开鲁国来到宋国,又居住在什么地方呢?

        兹据相关史料略加推测:孔父叔梁纥乃陬邑大夫,著名武士。他在娶颜氏为妻生孔子之前,已有十个女儿,及妾生子孟皮、字伯尼。孔子三岁亡父,年轻的母亲为了避开陬邑夫家复杂的人际关系,携幼子回到曲阜,依附于娘家颜氏家族谋生。其母子能否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的福利荫庇,今已不得而知。史载孔母去世之后,十六七岁的孔子,得知鲁国正卿季氏宴飨贵族下层之士,就凭着陬邑大夫之子的身份前往,遭季氏管家阳虎阻拦说:“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默然忍辱而退。其士的身份,遭到如此质疑,乃至否定,精神打击不小。这应该就是青年孔子离开鲁国的原因。

        孔子离开曲阜,能够到哪里去呢?其远祖乃宋国国君,十世祖弗父何本是宋湣公长子,让君位于其弟而为卿,被封于栗,即今夏邑县。弗父何生周,周生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遂以“孔”为氏焉。故夏邑县为孔氏祖籍。孔父嘉之后,第四代孔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乃鲁国孔氏第一代,二代伯夏、三代叔梁纥、四代孔子。孔子与夏邑孔氏仅隔三代。夏邑有弗父何以下孔氏历代先祖之墓,防叔奔鲁,有族人留守夏邑供奉香火,当不言而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亦夏邑孔氏之谓也。未及弱冠的孔子,虽然有陬邑孔氏嫡子身份,却自幼离家依附于娘舅家长大。当他失去娘亲、在曲阜又遭当政者歧视之后,若在行冠礼之前回到陬邑,则有违母亲带他离开之初衷;故寻根溯源,归依夏邑孔氏以寻求支持与出路,遂成为首选良策。如此说来,青年孔子娶宋国并官氏之妻、生儿子孔鲤、举行加冠礼而从此以成人姿态步入社会等人生大事,也都是在宋国栗邑即今之河南夏邑完成的。

        (作者:高培华,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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