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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星期六

    气象宏大 求真出新

    ——评查洪德《元代文学通论》

    作者:陶文鹏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02日 05版)

        【读书者说】  

        新年伊始,收到东方出版中心寄来的《元代文学通论》。一看目录,就起了极大的兴趣。读下去,感到元代文学原来那么精彩,那么有魅力。心有所得,便想把它推荐给读者。

        本书作者查洪德教授,专注元代文学研究数十年,在出版了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的《元代诗学通论》后,又撰成这部《元代文学通论》。全书绪论之后共二十八章,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总论,中卷为文坛特征风气论,下卷为体派综论,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作者沉浸元代文史多年,深入切实了解元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情,在此基础上观察探索,所以能准确把握元代文学特征。又因坚守朴实学风,一切从原始材料出发,慎思精鉴,得出结论,使其认识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客观。作者在书中既论述了元代文学的分期发展嬗变,指出元代文坛的风气,又研究了元代文学的各体各派,对各体裁、各时段、各地域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成就作出中肯评价,是宏观、中观、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此外,许多章节论题和观点发人所未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读这部书,给人突出感受是气象宏大。这不仅缘于其洋洋百万言的规模,更因其概括描述了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大元气象”——疆域辽阔、国势强盛,尽管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压迫深重,但汉蒙等民族杂处有利于文化融合,文艺各领域呈现出不同观点与流派争鸣的特色,体现为“混一海宇之盛”,和“王化大行”之“无远弗至”,以及大而有容的含宏之量等。

        形成宏大气象的真正内因,是作者能以通观视野对元代文学做整体把握。元代文学构成极其复杂,地有南北、时有前后、人有华夷、体分雅俗,由此形成了文学的诸多板块。但在查洪德看来,不管南方北方、前期后期、中原四海、雅情俗趣,都是元代中国这一时空中的文学,都是在共同精神哺育下的文学活动与成果,必能统摄于元代的时代精神。本书将元代文学中各具特色、各自发展的板块,纳入元代文化精神这一总的视域作整体观照,展示各板块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有元一代文学的总体特色。这是应该特别肯定的。

        精研深思,成就本书的深邃与精彩。精研深思才能在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书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在讨论文道关系时,作者发现今天普遍使用的“文道合一”命题,在古代论文中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古人没有“文道合一”之论呢?他的回答是:这不符合古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以宋代理学成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是理气、心物二元论,此后是理(道)或心的一元论。在二元思维下,文与道是工具与目的关系,工具与目的之间不会“合一”,不会有“文道合一”的表述。理学一元论思维形成后,“道”被认为是世界的本原,文从道出,更不会有“文道合一”之说。

        有深思就有精彩。全书精彩内容很多,有些问题的提出就很精彩。比如《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一章,作者提出:前辈与时贤对元代散曲特点的概括,有“俗”“谐”“俏”“辣”,这不同的概括,体现的趣味是远不同的。“存在趣味远不相同的多种概括,说明对元散曲文体特点的认识还需要更进一步。”他主张用“野逸”概括元代散曲的文体特点。这部分先期以单篇论文发表后,各二次文献报刊纷纷转载。

        坚守求真宗旨,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作者在书中说:20世纪元代文学史研究得出的不少结论,是按照某种先验观念推论而出,而不是从可靠文献中抽绎、概括出来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中一些影响至今。面对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我们,应该以求真的精神、下深细的功夫,依据历史文献,做出客观的判断。秉持求真的精神,不少以往深信不疑的成说,被重新审视或推翻。这里举一个看似很小但影响很大的例子:以往学界认为,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乃自述,有研究者据此引申出关汉卿是反传统道德斗士的大命题。查洪德从多方面证明了《不伏老》自述说的不能成立:一为旁证。元初此类套曲不少,如《庄家不识勾栏》《牛诉冤》,都是作者自述吗?显然不是。为什么唯独《不伏老》是作者自述呢?二从文体特性作理论解说。元初这类作品,多是应歌而作,是写给伶人唱的,因此是代言的而非自言的。《不伏老》正是如此,当然不会是作者自述。三用反证。无名氏杂剧《百花亭》中有一套与《不伏老》内容极其近似的套曲,那又是谁的自述呢?自述说不能成立,斗士说的基础也就动摇了。

        求真需要勇气,作者敢于对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纠偏。少数民族文学是元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常努力寻找少数民族作家群在元代文坛的独特性,淡忘甚至消解元代文坛的一体性。这是一种偏失。查洪德认为,元代蒙古、色目文士之所以能成为文士,乃是植根中原文化,与多族士人广泛交游,共同参与文化文学活动,在活动中彼此深度融合,达到心灵契合的过程。在车书大同的元代,不同种族文人书同文、合同趣,体现了元代文学精神风貌深层次的一体性。

        新意充盈,彰显本书重要的学术价值。所谓新,可以从两个方面说。

        一是以新的眼光评价元代文学。作者有一个鲜明的观点:发展到元代,文学变了,认识文学的眼光也应该有所变化,要用新的标准对元代文学做出价值判断。以诗为例。在元代,文人们已经不可能像唐代那样用诗歌换取社会政治地位,也不能像宋代那样依靠诗歌博取声名。在元代写诗,不需要歌时颂圣,也没有必要刻意炫才。不能靠诗歌致显达,也不会因作诗而获罪。写诗不需要婉曲其语,深晦其意。人们读元诗,觉得没有唐宋诗那样意蕴深厚了。与前代相比,元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自身:诗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是诗人抒发自我情感和朋友交往的需要,“自乐吾之性情”“以诗为日用”等新的观念在元代产生并为不少人接受,元代诗歌于是呈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面貌。用评判唐宋诗的标准评价元诗,就不能发现其独特的价值。元人重视文人自身独立的人格精神,这在散曲和诗歌中都有体现。不改变评价眼光,如此重要的文学价值,就不可能发现。

        二是书中数量众多的新观点。诸如元代文学“厌乱思治”基本主题的概括,“文与道一”命题的揭示,“文倡于下”文坛特征的发现,杂剧作家士人品格的论证(推翻市井文人说)。这些都是作者独到之处。如“文倡于下”,作者认为,它是元代文坛最重要的特征,元代文学的很多特点,都与此有关,它是解开元代文学很多问题的一把钥匙。“文倡于下”的突出表现有二:文坛领袖多在野;文学活动多民间自发。有这样多元竞秀的文坛,才有元代文学“奇材益出”的局面。又如作者总结了元代文坛的五种风气:游历之风、隐逸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赏曲之风。通过对文坛风气的探讨和描述,进入文人的生活空间和心灵空间,立体地把握元代文学。这些说法闻所未闻,但论证风格又很朴实,绝无为求新而猎奇逞怪之弊。精到的见解、深刻的含义,都用平易流畅的语言传达出来,令人赏心悦目。

        鉴于20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割裂与残缺两大不足,以及多主观解读的问题,查洪德多年来致力于以通观视野,写出一部新的元代文学史。本书正是他实现这一大目标又一新的实践。

        作为洪德多年学友,我期望他在总结元代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史发展规律这两方面,更下大功夫钻研,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写出一部全面、真实、更有理论性与审美性的元代文学史。

        (作者:陶文鹏,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学遗产》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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