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研究雍正

    【著书者说】

    我自1984年读硕士时，即以明清史为研究方向。就清朝人物而言，康熙、乾隆乃至晚清的曾国藩，均多有涉猎与探讨。在人民大学清史所读博士期间，有幸参加戴逸、李文海二位先生主编的《清通鉴》撰写工作，本人承担《康熙朝》，完成近90万字的撰写。该书获得中国图书奖。我的博士论文《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先后于2003年、2013年，在台北正展出版公司、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关注雍正，却是晚近的事情。2015年，我受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邀请，让我讲清朝人物。中国古史的记述，大多以皇帝纪年来展开。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概莫如此。我们研究历史，也受此影响，通常是以皇帝，特别是有作为的皇帝来展现一个时代。在选择主题人物时，我没有选自己熟悉的康熙、乾隆，而是选择了自己不怎么熟悉的雍正。

一

    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清朝官方编纂的史书，特别是《实录》，存在诸多“不实不尽”，孟森先生称“《清实录》欲改则改，毫无存留信史之意”，他还特别指出，《清实录》“于帝王本身者，多不可信”。既然如此，研究雍正就不能以《实录》作为主要材料。为此，笔者先用《雍正朝起居注册》与《清世宗实录》对校，尽管二者记述“体例”有别，这样的比对存在不少“风险”，但还是发现《实录》所故意不载者甚多。举例言之，起居注记述了雍正初年廉亲王允禩与宗室大臣“逼位”，以及雍正两次“让位”的重大史事，《实录》则不载。即便同一史事，二者的记述重点也大异其趣。起居注记述雍正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防范允禩等人，一再讲允禩“大志至今未已”，《实录》则改为允禩“怀挟私心，至今未已”云云。细阅起居注，跃然纸上的是，雍正即位之初的二三年，他的皇位不稳，统治受到极大威胁。他在西安将军、宗室延信的密奏上朱批：朕在此三年，未曾指望能如此轻易挺过去。可谓真情流露。

    雍正从即位伊始，直到他去世的十三年间，把缴回朱批奏折作为一项严厉的制度来执行。他甚至命令文武百官，把面奉谕旨的内容缮写具奏或转奏，不得遗漏。由此可以推断，现存的满汉文朱批奏折，无疑是经过雍正帝“御览”后得以存世，用作“历史”的某种“见证”，而真实的历史，极可能伴随原始档案之一炬，而隐淹不见。

    笔者试图从历史的冰山下面，找出那些隐藏的所在。为此，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以雍正十年刊刻的《朱批谕旨》223人中的重点人物为纲，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为材料底本，编写了三十几个重点人物的档案目录，在广泛参考其他文献和近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雍正十三年——一个平凡皇子的逆袭》《雍正十三年——一个硬汉皇帝的破局之道》上、下部的写作。

二

    在清朝入关后的十位皇帝中，雍正即位时年龄最大，45岁已是人到中年。雍正自己讲，“朕向在藩邸，未谙政事，不识一人，毫无阅历闻见”，加之康熙晚年近二十年的储位之争，这给雍正的执政生涯带来极大挑战，从而他对“为君之难”也有了别一样的体味。他多次对王公大臣说：自古为君难，至于朕躬，继承大统，尤为难之难者。

    雍正的“为君难”，主要来自双重压力，一是他担当有为的志向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传统王朝有所谓“三代现象”。雍正即位时，清朝已历两帝八十年，用他的话说，一切制度皆已创定，留给他的施展空间有限。而雍正不想做庸君，他期许自己做一代“令主”，“朕若能为令主，则圣祖皇帝付托得人，便是本朝列祖之功臣；若朕所行不当，则并圣祖六十余年之苦心，俱付之流水矣。”“古云为君难，若祗图一身逸乐，亦复何难？惟欲继美皇考之治，则忧勤惕厉，莫难于为君矣。”雍正的“为君难”，是有作为之难。

    清朝皇帝中，康熙帝最具雄才大略，正如雍正对乃父的评价：虽曰守成，实同开创。在雍正乃至臣民的眼中，康熙是难以跨越的一座高山。雍正的每一项政策举措，人们习惯于把他与乃父对比，不时加以“苛刻”之名。但康熙晚年积弊已深，若不加以整顿，“必加朕以懈弛不理之名，非治国经邦之道也。若朕竭力整顿，而内外大小臣工不能革面革心，且有加朕以苛刻之名。”雍正一再向臣僚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万世子孙之法”。

    雍正的另一重压力，来自他即位时已届中年，他无法像乃父那样在六十多年中从容施政，而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大刀阔斧推行新的举措，查办亏空，惩治侵贪，希望用雷厉风行的手段，换来崭新局面。但如此一来，人们又说他操切。对此，雍正一再解释说：有人议朕求治太速者。朕励精图治，欲使天下臣僚振作奋兴，去其怠玩，上下交相劝勉，庶抵于有成；苟此志有或弛，则庶务积而丛脞矣。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百言。实欲治益求治，安益求安。

    雍正的勤政，堪称古代帝王之典范。他说雍正六年以前，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不觉稍倦，实六载如一日。经过持续六年之久的整饬，天下庶政渐入畅达轨道。个人以为，雍正重塑了明朝废除丞相制以后的国家治理架构，极大提升了国家机器运转的效率和决策水平。而他勇于破除陈规旧俗的作为，进而成为清朝特别是嘉道时期的重要政治遗产。

三

    通过批阅臣僚奏折推进治道，是雍正时期的一大特色。现存的几万份满汉朱批奏折，是最有温度的历史记忆，也最能让我们走近雍正君臣的内心世界。雍正朱批，每折或数百言，且有多至千言者，“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之所以连篇累牍，殚竭苦心，不外乎“教人为善，戒人为非，示以安民察吏之方，训以正德厚生之要，晓以福善祸淫之理，勉以存诚去伪之功”。

    雍正即位后，分别与地方大吏打招呼，详细阐述他的治国思想。元年七月，在两广总督杨琳所上奏折的朱批，最能表达他的作为。他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朕要给你们重新立规矩：尔等若仍似康熙年间之奉行国家法度纪纲，恐朕未必如皇考之宽仁容孰也。身家性命，当再三留心保安要紧。第二，朕要给你们提要求：自兹以往，若仍以因循为安静，以隐饰为爱君，以纳贿为要务，以卖法为巧宦，恐尔等噬脐莫及也。第三，为君臣做出历史的大期许：朕不为庸愚下流之主。尔等既遇知于此时，要当吐气扬眉，明目张胆，上以报效朝廷，次以垂芳竹帛为务。

    为此，雍正以极大的魄力和勇气，力图根除好人政治，对庸官懒官太平官说不，大胆起用田文镜、李卫、鄂尔泰、杨文乾、诺敏等一批有作为的封疆大吏。杨文乾就任广东巡抚后，受到普遍抵制，他密奏说，这里的风气是弥缝掩饰，互相蒙混，如果整饬官方，剔除积弊，人不以为躁，即以为刻矣。这句话引起了雍正的强烈共鸣，他提笔朱批：这种风气岂止广东！在“不以为躁，即以为刻”上旁批：内外吏治之不敢实心任事者，皆此习不除之故。以朕之实心行政，尚有奸党议论，何况尔等？朕竭力剔除者，此风也。他去世前还明发谕旨，指出：如果官员但知洁己而不知奉公，国家岂能用这样的木偶官？如果实心为国做事，即便有错误，朕必原谅而保全你们。但如果习成巧术，只知保身远害，不肯担当，遇事推卸，此风有妨于政治，无益于国家，况将来后进效尤，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雍正的许多政策措施，如裁革陋规，破除朋党，特别是士民一体纳粮当差、摊丁入亩，无疑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而田文镜于雍正初年任职河南巡抚，执行雍正的政策不打折扣，最为彻底，具有“改革试验田”的意义，由此也招致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声音。在此，雍正坚定支持田文镜，他在朱批中直抒胸臆：朕每将河南为表标，示谕督抚。直省督抚果能如田文镜之存心行政，朕可力保。他对田文镜说：直省惟卿豫省，能如朕意行之也。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

    官僚政治的弊端，堪称是历代王朝的痼疾。雍正即位之初，即提出“为国家首重吏治事”。雍正十三年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澄清吏治。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乾隆时著名史学家章学诚评价说：雍正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时势然也。

    “为君难，为臣不易！为君为臣原是一苦境，不过尽此天地父母所生之身，利益社稷苍生，造他日之福耳！”雍正承上启下，是清朝“盛世”的主要奠基人。

    （作者：林乾，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