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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6日 星期五

    《蒲桥集》为何“卖得冲”

    作者:段春娟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06日 16版)

    《蒲桥集》初版封面

        《蒲桥集》是汪曾祺的第一本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这是他新时期以来出版的第五本书。此前已出版了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创作谈《晚翠文谈》、各种体裁的合集《汪曾祺自选集》四种。

        因刚出版不久的《晚翠文谈》《汪曾祺自选集》都销量惨淡,汪曾祺对这本散文集的行情并没有很高的预期。他在1988年8月7日致《汪曾祺自选集》的编辑彭匈的信中说:“印数只有2450册,真惨。……现在征订数如此之少,出版界真是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漓江一定为这本书赔了不少钱,我心里真是不安。”同一信中又说:“散文集已交作家出版社。书是他们约的,但一定也很为难。现在出书难,连王蒙的书也躺在人文的抽屉里睡觉。”这里所言散文集就是《蒲桥集》。

        正是在《蒲桥集》的封面上,他应出版社之邀,以第三人称,写下了词采飞扬、堪称经典的广告词: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初春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因总被问起是谁写的,他在后来的《文集自序》中招认:“广告是假装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自己署名,我是不干的。……是让读者了解我的‘散文观’,不是我的成就,只是我的追求。”

        许是广告词的宣传作用,许是“很深刻、很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或许更是汪曾祺散文本身独具的魔力,这本散文集出其不意地火了。接连加印,到1992年10月已四次印刷,前后共印了13000余册。这着实让汪曾祺很开心。二次加印他写了“再版后记”,开头便说:“《蒲桥集》能够再版,是我没有想到的。去年房树民同志跟我提过一下,说这本书打算再版,我当时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料现在竟成了真事儿,我很高兴,比初版时还要高兴。这说明有人愿意看我的书。”其欣悦之情历历可感。

        在书信中汪曾祺也将这份欣喜与亲友分享。1991年1月28日致黄裳的信中说:“作家出版社决定把这本书再版一次,三月份可出书。一本散文集,不到两年,即再版,亦是稀罕事。再版本加了一个后记,其余改动极少。你如对版本有兴趣,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

        1991年10月13日致妹婿金家渝的信直言:“《蒲桥集》卖得很冲,出版社准备第三次印刷。”

        在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样的话:“我写散文,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发表之后,剪存了一些,但是随手乱塞,散佚了不少。承作家出版社的好意,要我自己编一本散文集,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成了现在的这样。我还会写写散文,如有机会出第二个集子,也许会把旧作找补一点回来。但这不知是哪年的事儿了”。

        后来的情形应该是汪曾祺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大概是受“卖得冲”的鼓励,或者更是学养气质的原因,还有“写任何形式的文学,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的创作主张,自此以后,他的散文创作进入高产期。他在写于1992年的《文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9月版)中坦言:“这几年情况变了,小说写得少了,散文写得多了,有一点本末倒置。……写散文渐成我的正业。”

        在1992年7月26日给陆建华的信中说:“我年内还要编三四本书:《汪曾祺散文随笔选》(辽宁)、《汪曾祺随笔精品》(陕西人民出版社)、《蒲桥二集》(作家出版社)……”

        1993年5月16日致黄伟经的信中说:“我近几月连续编了我的五本散文集,整理江苏文艺出版社要赶出的我的文集,又接连讲课,开座谈会,写评论,搞得很疲乏。”

        1994年6月2日给古剑的信中又说:“这二年写散文较多,据有人统计,去年我出版散文达十五万字。”

        实际上,除了《蒲桥集》连印四次,他又相继出版了数本散文集:《旅食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榆树村杂记》《草花集》《塔上随笔》《中国当代名人随笔·汪曾祺卷》等。这些集子都是在1992年、1993年两年间集中出版,再加上《汪曾祺文集》(四卷),说这两年是出版的井喷之年也不为过。

        虽然写得多,但他保持足够清醒:“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我要跟自己说,不要写得太滥。要写得不滥,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多想想事,多接触接触人,多读一点书。”

        总览汪曾祺文学创作全貌,其小说创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臻顶峰,其间出版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便可代表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也奠定了他在小说史上的地位。80年代中后期以后,写散文不再是“捎带脚”,而成主业,其散文创作的质量和数量远超小说。在汪曾祺的文学园地中,小说和散文,同为两株根深叶茂的大树,各结奇珍异果,不分轩轾、平分秋色。

        汪曾祺的每本散文集都写有自序,1992年还为《当代散文大系》写了总序。他的散文观多体现在这些序言中。

        他认为中国是个散文大国,历史悠久。他梳理散文的发展脉络,分析散文冷热的深层原因,诸如文化的断裂、社会原因、文学原因等。他赞赏“学者散文”,主张写散文要接受民族传统,“不接受民族传统,简直就写不好一篇散文”。

        对于散文的写作,他反对过度抒情,“散文的大忌是作态”,他主张散文写得随便些、家常些,但并不认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叫作散文,“散文总得有点见识,有点感慨,有点情致,有点幽默感”。

        他是不苟且的,他的标准是极高的。他在1993年曾写过《散文应是精品》一文。这是他的散文观,更是他的创作宣言。这也是他的散文经得住时间淘洗的真正原因吧。

        (作者:段春娟,系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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