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的非虚构姊妹篇《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具有“在场体验叙事”“目击叙事”的特色,对写作对象充满尊重和悲悯。两部作品的出彩,与特殊的表现领域有关。它们真实地再现了两个特殊群体的日常生活,但又没有局限于日常生活的再现,而是赋予作品穿透的力量。
她以一个作家的自觉,分别深入重症监护室和精神康复医院,与患者生活在一起,感受患者的痛苦与欢乐、烦恼与希冀,感同身受又爱莫能助。周芳认为,非虚构作品应该带有生活的体温,她希望自己的作品忠诚于真实、忠诚于生活、忠诚于自己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
两部作品都忠诚于现实,具有与众不同的写实品格。2013年10月15日,周芳申请到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历时一年多。从2016年3月5日到2017年4月5日,周芳在精神康复医院做义工。两年多的时间,她参与诸多患者的治疗和护理,如汪东坤的开颅手术,在钳子、刀子、钻子的交替声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贵。她给从鬼门关捡回一条生命的刘浩云喂饭,看着他大口吞咽着面条,庆幸之余,发现了生命的本真。在康复医院,当看到“病友心声”栏里“一团火光,奔向未来,火速出院。潘德喜”“玲子,别遇见坏人,玲子,我永远记得你,玲子,慢一点忘记我。侯刚”等一行行充满生活渴望的文字,她感受到的是一种熟悉而又特别的生活日常。她将这些声音、本真和日常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这些特殊人群常常为重重铁门所隔离,在重门深锁中成为被窥视而又带有几分神秘的一个群体。以正常的眼光看异常,她看到的就是另一种日常,异常也就有了生活的质感与生命的温度。走进患者的生活与心灵,生命有理解和尊严,真实也就有了附丽。
两部作品都忠诚于自己的内心,氤氲着浓郁的人道主义情怀。周芳深入两个地方做义工,不是为了博取眼球、制造噱头,而是敬畏生命的必然结果。在追索鲜活生命不同结局背后的不同境遇时,她不是做严密的逻辑推理,推演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最后得出一个冷冰冰的结论。而总是选取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真正体现生命本真生存状态的事件。不过,展现生命的疼痛不是周芳的创作初衷。她习惯于深入事件当中,对患者和家属的一些看来难以让人接受的言行给予理解和同情。义工生活使她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生命的珍贵,促使她重新审视与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关系,去体察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感动与美好。尽管故事以自己亲见亲历事件为基础,但周芳总是有意无意地介入事件之中,将自己对事件或者事件中当事人的认知与态度置于娓娓的叙述之中。她将自己的情感灌注其中,从而将叙述主观化,使人更容易感受到她书写的真诚。
周芳的写作忠诚于生活,真实的现实转化为现实的真实,作品具有超越的力量。从“人”的角度去观察这些患者,是周芳写作的出发点与归宿。有学者批评当下创作中一些作家缺乏应有的担当,不是因为没有以现实中的真实事件为题材,而是因为缺乏超越现实的灵性与诗意,缺乏托尔斯泰式的情怀和思想。周芳的记录不是为了呈现,而是融入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追问中思考生活的价值,并将真实的生活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结构。
两部作品都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当天的生活,她赋予每天的记录一个标题,如“让阳光看着我”“笑着好玩,为什么不笑呢”等富有意味的表达,或者有时在当天的记录后附一个“补记”,或干脆在记录时插入“题外话”,如“他是我的带教老师章主任,我叫他‘莲花章’。说起‘莲花章’,得先从几个故事说起。”等,正是在与这些旁枝末节的补记和叙说的互文中,事件及事件背后的隐含故事串联在了一起,立体地呈现故事的同时又洞穿故事。这两部作品真实地描写了三个世界:患者生活世界、医生和护士工作世界、患者家属世界。周芳在记录事件的同时,将事件中人的表现作为重点记录对象。遵循人物与事件描述的实证性基本原则,但又遵循自身对日常观察的心理逻辑,不对单个事件和人物进行静止的观察,而是在流动的故事中相互穿插、彼此交融,在不同故事的讲述中构建起故事的链条,还原他们的心理与生活逻辑,给读者以真实的阅读感受。
非虚构写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回归生活,还原生活的真相。周芳的写作很实在,面对医院里那些困顿艰难、不离不弃、情深意长,她无法视而不见。周芳忠诚于非虚构写作是一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曾经习惯的“活着”,为了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她的忠诚是一种社会责任。她写作是为了不应该被遮蔽的另一种生活,拆除彼此之间本不应该有的隔墙,给生活以应有的尊重。周芳的忠诚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她将自身与书写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陪他们从绝望中走过,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阳光,发现他们身上的亮光,给他们以生活的勇气。
裴多菲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周芳没有精湛的医术去治病救人,却用她的忠诚和爱心温暖了另一个特殊的世界,让那个世界感受到生命的体温。时间可以计算,忠诚却无法计算,因为它是无价的。
(作者:周建华,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