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史研究的新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日益彰显，国内外学术界也开始加大对海外华人经济和华商的研究力度。如何进一步提升海外华商史研究的水平，我认为应寻找新的视角，从经济全球化和比较研究的多重与多维视角，深入考察海外华商的起源、兴起、发展与变迁，分析比较世界各地区华商的不同历史发展状况，从而准确地把握海外华商发展的轨迹与特点。

    首先，从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华商。19世纪初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的传播，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过渡到资本输出，中国东南沿海的早期贸易网络也被卷入其中。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过剩劳动力卷入了西方列强的人口贩运浪潮，华工下南洋，赴美洲，入非洲，去大洋洲，到达欧洲，成为国际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近代中国移民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开端。而早期出国华工将所赚取的财富通过侨批业渠道转移回家乡以赡养亲人，形成了单向货币资金跨国流动的侨汇，这也成为当时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前的东亚、东南亚贸易网络，华商居于主导地位，西欧商业资本通过殖民据点卷入其中；在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时期，海外华商在流通领域和产业领域充当依附性中介商角色。东南亚贸易网络中的部分华侨商人和华工中有资金积累的从商者开始逐步适应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发展成为卷入主流经济与国际经济之中的华商。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生产要素组合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华商成为跨国公司资源配置的重要关联商。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更有许多华人富商作为投资移民进入欧美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新兴华商集团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从传统向现代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华商。华商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重大而必然的变革。从历史上看，无论东南亚还是欧美的老一代华商或老一代海外企业家，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独特家族文化都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西方企业经营理念的公开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相比，传统华商的经营理念体现的是重伦理、崇道德、讲仁义，商业交易富有人情化，人际信用关系和道德约束是重要的商业机制。华商的这一传统经营模式和商业机制在东南亚地区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环境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华商的家族观念和家族伦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华商开始向现代华商转变：经济全球化不断冲击传统华商的经营方式，使其逐步打破家族企业的障碍，积极参与跨国合作经营；华商企业的传统经营方式和治理机制正在不断变革，越来越多的华商企业采取了公司制和股份制形式，引进家族外人才来管理企业；知识化程度高且具有国际视野的新移民华商与传统华商中的新生代在经营理念上中西合璧，他们既保留有中国文化传统，又熟悉国际经济活动的特点，经营和投资领域不再局限于房地产、餐饮、贸易、金融等传统行业，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为主导的新经济领域大显身手。

    再次，从世界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来研究华商。在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华商的历史发展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由不同纽带与关系组成的华商网络的表现形式则是多样化的，在历史上以广东的广府帮、潮汕帮和福建的闽商为主体构成了覆盖东南亚地区的华商网络；而来自温州的华商则主导了目前西欧国家的华人经济；来自港台和闽粤的华商在澳大利亚也占有一席之地。从华商的经济实力方面来看，东南亚传统华商经济实力雄厚，世界华商500强企业约三分之一集中在东盟国家，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华商经济无论是规模还是在所在国经济中的影响都远无法与东南亚华商相比，近年来欧美国家和地区则成为新华商投资的重点。这种区域性和不平衡性不仅存在于东南亚内部，也体现在东南亚与西亚、中东、北非和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就世界华商分布地看：一类是东南亚的华商，是传统华商的聚集地，大型企业集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类是新兴的华商群体，如西亚、中东、北非、欧洲等地的新移民和新华商，他们在贸易方面作用比较突出；此外，还有移民国家如美国科技型和金融型的华商。在华商经济的根据地和华人最为集中的东南亚，华商成为制造业、贸易业和金融业的主力军，他们为所在国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华商经济随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欧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整体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但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下，所从事的行业仍集中于中餐业、服装加工、进出口贸易、食品工业等传统行业。

    最后，从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探讨华商与祖籍国的关系。海外华商与祖籍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海外华商和华人利用侨乡商业网络，主要通过侨批汇款的方式和祖籍国发生经济联系。侨批侨汇对于繁荣侨乡经济和填补国家贸易逆差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指出，19世纪初居住在东南亚的约400万华人每年向家乡的5700万元（银元）的汇款，对华南和东南亚的贸易提供了巨大的金融支持。据统计，1902年—1936年间，中国侨汇年均为1.97亿元（银元）。也有以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公司）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华商资本回国投资、创办企业或企业集团，参与推动了祖籍国的民族经济现代化进程，他们创办的新式百货公司和企业集团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典型代表；更有怀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的华商精英或华商团体和祖籍国同呼吸、共命运，创办报刊、成立爱国社团、捐款捐物，积极投身和支持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与抗日战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南洋华侨、华商捐款近600万元（银元），马来西亚华商谭德栋更是为支持孙中山革命而慷慨解囊。海外华商还通过侨批汇款回国捐资兴办教育、赈灾修路及各种公益慈善事业，以报效祖国、反哺乡梓。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海外华商纷纷回祖籍国投资贸易，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华商投资网络逐渐取代早期侨汇而成为中国当代侨乡与海外经济联系的重要渠道，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海外华商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作者：张秋生，系江苏师范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华商通史》〔17ZDA228〕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