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养生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游戏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30日 星期六

    殁后振芳尘:魏征家族的沉浮

    演讲人:游自勇 演讲地点:首都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9年4月

    作者:游自勇 《光明日报》( 2019年11月30日 10版)

    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魏征公园内的“魏征纪念堂”。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唐太宗李世民像 资料图片

    魏征像 资料图片

    游自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主要从事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论文近30篇。

        作为中国古代谏臣的楷模,魏征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与唐太宗“君明臣直”的形象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并深入人心。

        然而,魏征的历史地位并非从一开始就得到确立,而是一个抑扬起伏的过程,这一点又深刻影响到了魏氏家族的盛衰。

    唐太宗与魏征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取自《周易·系辞》,“贞”是正的意思,“观”就是看,“贞观”的意思是示人以正、正大光明,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表明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经决心要当一个明君了。

        唐太宗最被人称道的有两点。一是善于用人,虚心纳谏。贞观三年,唐太宗对臣下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将君臣共治提到如此高度,在帝制时代是十分难得的,与后世“伴君如伴虎”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迥异。二是以民为本。唐太宗的立国路线是儒家的德治,比较注意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对此,君臣都有高度的自觉性。这两点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持之以恒却是极难的,需要君臣两方共同努力才行。贞观的大部分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较好地履行了这两点,所以贞观时期虽然称不上盛世,却被后世奉为政治清明的样板。贞观时期的诸多政策、做法被统称为“贞观故事”,成为后来封建帝王进行政治动员的资源。

        “贞观故事”的形成,与魏征是分不开的。众所周知,魏征原本是隐太子李建成的幕僚,玄武门之变后被太宗留用。在唐太宗的政治集团中,魏征是强调儒家道德标准的一派,他以近乎清教徒式的道德标准不断劝谏唐太宗,不屈不挠又无所畏惧。唐太宗虽然有时候在背地里表现出厌烦魏征的样子,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优容于他并且采纳谏议。这种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坦率交换意见的场面,通常用“君明臣直”“君臣相得”来形容,这是贞观时期的政治特色。这样的政治生态中,魏征无疑表现得最为突出,可以说,他就是“贞观故事”的一个象征。

        魏征的地位,在唐太宗一朝曾有明确的认定。贞观初,朝廷对于治国方略有过一场争论,太宗最后接受了魏征行“王道”的主张。魏征所谓的“王道”,就是以道德、仁义治国,这种强调王道教化的政治理念本就是儒家的传统,魏征的论调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却正符合唐初抚民以静、无为而治的现实,在当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大唐的国力蒸蒸日上。所以,当突厥破灭之后,太宗曾当面对群臣肯定魏征的功劳。贞观十一年以后,太宗功业既成,王道政治渐渐松懈,以至于魏征接连上疏,重提礼义治国,言辞甚为激烈,但太宗优容之,从未抹杀魏征的功绩。贞观十二年,太宗宴请群臣,再次提到魏征的功劳:“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此举显示出唐太宗着意将贞观时期魏征的历史地位超拔于众人之上。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重将卒。按照当时的礼制,人死后要停灵于家内寝堂上。然而魏征一生清俭,虽身居高位,却居第简陋,家内竟无正寝。当时,太宗正要在宫内营造一座小殿,听说魏家没有寝堂,就下令用自己营造小殿的木料给魏征建了寝堂。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本想以最高礼遇安葬魏征,但魏征妻裴氏以魏征遗愿婉拒,最后丧事从简。太宗亲自为魏征神道碑撰写碑文并书丹,代表了官方层面对于魏征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出殡之日,太宗登苑西楼,临路哭祭,太子奉诏致祭,百官送出郊外。这可看作是君臣相得的最后一幕了。

    魏征身后的落寞

        魏征卒后,唐太宗以镜子来比喻他的作用,这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故了。然而,如果就此认为魏征的历史地位铁板钉钉,那就与事实不符了。

        魏征去世的贞观十七年,正是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为皇位争得不可开交之时,李承乾后因谋反案获罪,属于太子集团的杜正伦被流放,侯君集被杀,这两人都是魏征推荐的,当时就有人跳出来说,魏征结党,这触动了太宗敏感的神经,他对魏征的信任因此受到强烈冲击。之前,太宗将女儿衡山公主下嫁魏征嫡子魏叔玉,适逢魏征去世,婚事不得不延缓,但此时情势已经逆转,就在魏征卒后六个月,太宗不但手诏废除了联姻,还下令将魏征神道碑仆倒。如前所述,神道碑是官方对于大臣一生功绩的盖棺定论,魏征神道碑由太宗亲自撰文并书丹,碑石刻完后,停于宫城北门,当时长安的公卿士庶纷纷前往临摹观看,每日都有数千人,可以想见当时此碑之被推崇及碑文流行之广。

        太宗这一次仆碑,既是对魏征的否定,也无异于自我否定,这表明君臣相知的神话已然破灭。贞观十八年十月至十九年九月,太宗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结果无功而返。当他途经昭陵,遥望魏征墓时,追思起魏征的犯颜直谏,感慨如果魏征还在,必定会劝阻这次辽东之役的。于是太宗慰劳魏征妻儿,派人祭奠魏征墓,把之前仆倒的神道碑重新立起来。不过,我们在今天的史料中已经看不到魏征神道碑文的只言片语,碑依旧躺在昭陵魏征墓前,但碑上的文字早就磨泐得无法辨识了,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太宗与魏征君臣关系的修复产生怀疑。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五月,太宗薨,九月二十四日的敕书中指定的配享功臣名单里没有魏征,这是耐人寻味的。在传统观念里,大臣死后能否得以配享先帝太庙,这是判定此人生前功绩及与先帝关系的最重要风向标,魏征不在其列,说明太宗对于魏征的心结并未完全打开。

        到了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闰二月十五日的敕书中,才规定魏征配享太宗庙。当时,中宗刚刚复唐不久,需要一些拨乱反正的措施来收揽人心,对前代功臣的尊崇是重要举措之一,魏征正好赶上了这个契机。

        至唐玄宗开元中,魏家寝堂遭受火灾,魏征子孙哭三日,玄宗特令百官赴吊。此举未有先例,自然不同寻常。神龙反正以后,中宗、睿宗下敕要“一依贞观故事”,但政治上的混乱局面仍然在继续,不少大臣也援引“贞观故事”批评时政,可见“贞观故事”对于朝野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也成为共享的一种资源。玄宗即位之初,也制定了“依贞观故事”的基本方针,他同样需要切实的措施来落实这一政策,而非仅仅停留在敕书文字上。如上所述,魏家寝堂是太宗用宫中殿材特为魏征修建的,属于特殊恩典,它绝不仅仅只是一座寝堂,更是一座贞观时代君臣关系的“纪念碑”。所以玄宗令百官赴吊,意在昭示天下自己追慕太宗、尊崇功臣,复贞观故事的决心。不过,此举带来的效应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意义,位于长安皇城东面永兴坊的魏征宅因此短暂地博得了世人的眼球,很快便又沉寂下去了。

    魏征后裔的沉浮

        魏征卒后的落寞无疑影响到了整个家族,在魏征神道碑被仆倒时,就有人预言“其家衰矣”。

        魏征有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嫡长子叔玉袭爵郑国公,卒官光禄少卿,赠卫尉卿。叔玉嫡子魏膺,官秘书丞,神龙初袭封郑国公。另有一子魏载,官至怀州司兵参军,后因可能参与了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起兵,被流死岭南。长房一直居于长安魏征老宅,魏膺以后子孙生活贫困,连日常的祖先祭祀都无法维持,到魏征玄孙魏稠时,不得不把老宅质卖,子孙流散。

        次子叔琬是书法家,官至国子司业。叔琬有子名魏殷,官至蔡州汝阳令,赠颍州刺史。这一支迁居洛阳。

        三子叔璘官至礼部侍郎,武则天时为酷吏所杀,后裔湮没无闻。

        幼子叔瑜卒于豫州刺史任上。他在书法史上很有地位,史书上说他“善于草隶,妙绝时人,以笔意传次子华及甥河东薛稷,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叔瑜有子二人:魏献、魏华,魏献事迹无考。魏华以书法知名于世,官至太子左庶子,封爵武阳县开国男,开元十年卒葬于洛阳,说明这一支也迁居洛阳了。魏华有子七人,其中有名魏瞻者,官至驾部郎中。

        总的来说,魏征子辈活动于高宗、武则天时期,担任的多是四品官,只有叔瑜做到了三品官,四兄弟均知名当时,整体上属于唐代的“通贵”一族。第三代主要活动于中宗至玄宗时期,除了魏华官居四品外,其余人都是五品及以下小官,显示家族已逐渐退出“通贵”行列。就家族发展态势而言,嫡裔留居长安奉祀魏征,支裔多迁居洛阳,但大体上没有离开两京这个最核心的地区,这也给魏征后裔借由祖先的名望在仕途上的发展带来便利。

        不过,一旦政局变化,聚居两京者同样首当其冲。安史之乱中,来不及逃走的皇亲贵戚、勋旧子孙出仕安禄山政权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