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的院长肖像

    英国著名作家C.P.斯诺活跃于上世纪40-70年代，是一个老派小说家，或者说是一个与几十年来的现代主义实验无缘，而是用老老实实的风格讲老老实实故事的人。一定程度上因为科学家和高级公务员的背景，斯诺对于上世纪20-30年代现代主义过于狂野的形式实验有点矫枉过正，这多少解释了他的小说为何未能长久居于“一线”位置。

    斯诺二战前就已任教于剑桥大学，后来，还在炮声正隆的时候，就已开始了《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小说的创作，战后接着往下写。该系列由十一部故事组成，描写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上世纪60年代末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状况，讲述了这一宏大背景中的教师、学者、政客、官僚、律师、科学家和诸多其他职业人士的故事。整部系列都以刘易斯·爱略特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爱略特不同程度地涉入所有故事的情节发展，同时也是其中三部小说的主人公。全系列中公认最重要的作品是《院长》《新人》和《富人的良心》。爱略特在一定程度上是斯诺本人的写照。他出生和成长在一个边远小城的下层中产阶级家庭，靠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当上了律师，然后又当了大学法律讲师、剑桥某学院的研究员，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当上了高级公务员。斯诺本人是物理学家，不是律师，但他笔下的人物与他本人的对应关系相当明显。不过《陌生人与亲兄弟》系列远非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式的自传；主人公爱略特也并非斯诺本人，而只是斯诺的立场、观念和感情的隐蔽的代言人，在故事中的作用主要为事件的观察者和评论者。

    《院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学院里（总共有36个学院），院长奄奄一息，需要从资深教师中选出一人接替他的职位。于是，在动机、意图和行事方式各不相同的资深教师中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争夺战。与其说是这出于对学院的关心，还不如说出于当事人赤祼祼的私欲和私利。他们拉帮结派，不断变换立场，进行分化组合，与后来灵长类专家们所观察到的黑猩猩群体表现一模一样。克里斯特尔原本是支持其朋友、院长候选人杰哥的，但在投票的时候，却把他关键的一票投给了另一个候选人克罗福德。不过，杰哥也并非完全对得起克里斯特尔，因为在克里斯特尔与温斯洛的一次冲突中，杰哥出乎意料地显示出所谓道德勇气，竟然“大义灭亲”，支持了宿敌温斯洛，从而大大伤害了朋友克里斯特尔。对于克里斯特尔为学院争取到的一大笔捐款，杰哥也没有表示应有的欣赏。问题是，克里斯特尔把关键的一票握在自己手中，就不啻把整个局势捏在自己手心里了。当他宣布为学院争取到那笔巨额捐款时，虚荣心更是得到了莫大的满足。从他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大学中人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膨胀。当然，《院长》并非单纯讲了一个学院里选举院长的故事，而是具有更广阔的社会、政治内涵，完全可以看作冷战初期国际政治局势的一个缩影。当时，人们常谈的话题是西班牙的国内战争和貌似即将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爱略特或斯诺本人的道德不可知论立场。他只是对激烈的权力斗争作超然冷峻的观察和报道，时而加一点分析和评论，完全不作谁是谁非的道德判断。另外，斯诺对20世纪人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的关注，也反映在这部小说中。在八年后发表并在剑桥大学乃至整个英国知识界引起激烈争论的《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一书中，他对人文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作了更为集中的讨论。

    2007年6月的一天，我来到位于牛津市中心贝利欧尔学院吃午饭。该学院的院厅（既是举行宗教仪式和其他活动的地方，也是学生和教师用餐之处）比剑桥大学一般学院的院厅大一些，学生餐位也比剑桥大学一般学院多一些，但保养得并不好，更糟糕的是，还有一股明显的异味。但它却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个厅呈长方形，厅顶或天花板为拱形结构，离地板高达十来米。厨房方向离地板2.5米左右高的墙上有一个七八米长的厅内阳台，是举行祷告仪式时唱诗班所在的位置。实际上，这是一般牛津、剑桥院厅的标准配置。但厅里三面墙上赫然挂着十几幅历任院长的大幅肖像，尺寸均约100厘米乘60厘米，边框材质优良，装饰精美，状态颇佳。

    及至此刻，我终于弄明白，为什么作为科学家和公务员的斯诺，会写出《院长》这部讽刺小说来；为什么在小说中，剑桥大学中的人为了院长一职会斗得你死我活。既然一当上院长，就能将其大幅肖像秀到院厅墙上，让一届又一届青年学子瞻仰崇拜，那么为了当院长，为了这墙上的“不朽”而明争暗抢，钩心斗角，背后捅刀子，无所不用其极，就不难理解了。这当然不是我国学界近年来热烈讨论的“大学精神”，但至少可以视为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一个传统吧。也许牛津大学因相对保守，所以晚至2007年，院厅墙壁上仍能看到这种大幅画像，在不那么保守的剑桥大学，院厅墙上尽管不能说已绝对不挂院长像了，但已不常见。在剑桥大学逗留的那半年期间，虽然没能逐一到各学院内部游览，去过的学院却不在少数，包括顶尖的国王学院、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但并没有看到历届院长的大幅肖像高高悬挂在举行重要仪式、学生教师每天用餐的院厅的墙上。

    相比之下，历史上中国的儒家并不在意这种形式上的不朽。他们固然会追求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但至少不会自恋到要让本人的形象永为人知。看来，牛津仍保留着并非健康的旧习，那种东方式的无我情怀还有待培养。这背后有文艺复兴以来便一直活跃、后来越来越活跃的个体主义思维在起作用。个体主义无可非议，是现代性、现代精神的一个核心内涵。但是比起靠个人努力在经济、社会、科学探索乃至其他方方面面作出贡献从而获得不朽，利用权力使自己形象得以长久展示毕竟不那么光彩。这或许是总体而言，院长肖像已不太常见的根本原因吧。

    （作者：阮炜，系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